分析

　　这段记述对于中国国内的读者而言恐怕会感到很熟悉，因为它基本上是我们从官方教科书和官修史书中读到的对于苏德战争爆发情形的标准记述。从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前期遭受的惨重损失看，红军似乎的确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纳粹德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看上去更加加深了苏联作为被侵略一方的无辜程度。

　　然而，事情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交战双方真的只不过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么单纯吗?一直以来，国际史学界对于一个问题始终争论不休，那就是为什么苏德战争爆发时苏军会在其西部边境地区聚集那样惊人的部队?如果仅仅是为了防御希特勒的进攻，那么其兵力部署显然是太过于靠近边境线，明显缺乏纵深，并不符合战略防御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部署原则。苏军的兵力部署状况与其说是防御性质的，不如说带有更强烈的攻击性。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确实的证据，因此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史学界一直难以对苏军当时的真正意图作出明确的判定，只能依据实际发生的战况来进行推理——因为苏军在战争初期曾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故似乎应当认为苏军对战争没有足够的警觉和准备，斯大林应当是“被害者”。

　　久负盛名的纳粹德国陆军元帅、1940年杰出的西线闪击计划的设计者冯·曼施泰因在其著作《失去的胜利》的第八章中曾对苏军战前的战略意图进行过一番分析，他写道：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6月22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1941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按照曼施泰因的判断(当然，作出这个判断时他不可能知道“大雷雨”计划的存在)，苏军总体上处于守势，但不能排除这种守势中的一些看上去反常的部署，而且这种守势似乎带有强烈的攻击性。

　　在美国人维克多·享利翻译的前纳粹德国将军阿尔明·冯·隆的《失去的世界帝国》一书中也曾介绍说：“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

　　看来，“大多数德国历史家”们很可能也被斯大林斯骗了，斯大林心中的“大雷雨”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德军的决策层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始终无法相信斯大林可能对德国先下手。除了前面提到的曼施泰因，纳粹上将冯·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五章分析苏德战争前的背景时也曾经以肯定的语气说：

　　“看来，说苏联在不久的将来将挑起同德国的武装冲突，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看都是极不可思议的;但是，担心苏联以后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可能变成不好相处甚至危险的邻国，则是完全有根据的。目前苏联没有理由放弃以前那种几乎不动用武力就取得出色成就的政策。……克里姆林宫谨慎而清醒的政策不可能产生进攻德国的企图。”

　　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失误实在不能算是德国人的疏失，因为甚至直到今天，直到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蒂佩尔斯基希时代更多的史料的今天，也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史学家)不相信斯大林会在1941年率先进攻德国。 索科洛夫的书还了世界一个真相，他在其《二战秘密档案》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证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斯大林曾经计划在1941年抢先对德国发动毁灭性的军事进攻，从而一举称霸欧洲，计划名称为“大雷雨”。对此，我们还能反驳什么呢?如果连俄罗斯自己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大雷雨”的存在，我们又能有什么样的理由去否定它呢?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材料，我记得看过一本朱维毅写的《寻访“二战”德国兵》(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愿意阅读中国作者所写的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的，但本书是个例外，由于其内容基本上是德国士兵对那场战争的个人回忆，并非历史研究性著述，故我认为可以把它当作第一手的历史证言集来看待)，这本书是作者长期在德国寻访二战德国老兵的访谈录，在这本书中，一位名叫狄科的德国老兵(他1919年生人，在战后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苏联当初具有攻击德国的计划深信不移，他说：

　　“我从攻击的第一天就参加了苏德战争。在苏联我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俄国人已经完全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我们在苏联一个接一个地打大包围战，遭遇的苏联军队简直是无穷无尽，开战短短两个月内，光是俘虏的俄国士兵就有300多万人，那简直就是人海。后来我才知道，俄国人在临近德国的西部各军区一共部署了170个师，超过他们陆军总数的半数以上，这么多的军队放在德国边境附近仅仅是为了防御?我不相信!”(见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寻访“二战”德国兵》第29 页)

　　接着，狄科进一步解释说：

　　“作为军人，敌手是处在防御状态还是处在攻击的准备状态，这是可以在作战中感觉出来的。要知道，没有任何一只军队会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因为俄国人在全力准备攻击，他们缺乏防御的准备和部署，纵深非常薄弱，所以才会在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见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寻访“二战”德国兵》第30页)

　　朱维毅在对采访结束时特别指出，狄科的上述看法(当然不止这些看法)在德国的二战老兵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德国普通士兵的看法与战后一些德军高级将领和历史学家不同，也许，普通士兵是战争的最直观见证者，是一线战争景象的直接目击者，他们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或许要比战后那些身居安逸的书房、只凭资料来判断历史的学者们更贴近事实的真相吧。

　　关于苏联在1941年时曾试图进攻德国的“传言”我也早有耳闻，但由于在接触到索科洛夫的著作之前，我没有掌握确实的材料，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史学界的肯定性结论，所以我在写《战史笔记》第九部分时不得不依据西方有关著作的描述和符合逻辑的时局分析作出如下的判断：

　　“至于说苏联在当时会不会主动地攻击德国，就我的感受而言，似乎只是理论上的。更加明显的迹象是，苏联当时采取的军事与外交行动看上去更符合战略防御的需要(尽管其行为对于某些受害国家而言是侵略性的)。它应当很清楚，在当时，红军的实力绝不足以击败德军。况且，当时的德军如日中天，战斗力正处于巅峰状态，在整个战场上除了英国这个孤立的岛国外，没有象样的对手。以谋略的眼光分析，即使斯大林的内心中有主动攻击德国的想法，也不太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和这种背景下实施，那甚至还不如选择在德军发动西线攻势时更理想。在敌人最强大的时候去攻击它，这样的蠢事恐怕不是斯大林这样精明的政治领导人所能够做出来的。何况，德苏双方毕竟签有条约，斯大林或许认为，只要德国人不破坏这个条约，则苏联对于自己利用已经爆发的战争已经取得的利益和欧洲的现状应该是满意的，实在没有必要去冒险进攻德国。

　　所以，我的判断是，斯大林应该不会在那个时期主动去进攻德国，他的更合逻辑性的想法应该是如何防止德国可能的攻击。因此，我觉得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联可能是要消除一个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威胁。”

　　现在看来，我的上述看法中可能有三处与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形不太相符：

　　(1)按照索科洛夫的记载，1941年的斯大林并不认为红军的实力逊于德国，相反，他认为红军的素质至少不比德军差，而红军的规模又显著地强于德军，因此手握雄兵的斯大林有恃无恐。索科洛夫在其书中写道：

　　“他[斯大林]也并不怀疑，红军确实比法西斯德国更强大，它拥有更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所以，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应该怕他并且在自己东边的边境之所以采取防御措施，是因为怕苏联可能进行进攻。斯大林本人，并不像人们中间流传的误解那样，他是不怕希特勒的。”(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前两国军力的对比，我在《苏德战争血腥档案》(2)中有过专门的介绍。

　　(2)德军迅速结束西线战事并没有打消斯大林攻击德国的计划。当然，德军的西线战役进行得那样顺利和迅速的确是出乎斯大林预料的，他本来是打算在德国陷入西线战局难以自拨的情形之下从背后猛刺德国一刀的。索科洛夫介绍说：

　　“德国在西线开始进攻前，苏联领袖的心情很好。他梦想着：法西斯武装力量将受困于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红军将会大举向西部进攻，抓住德军的薄弱环节，占领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乘胜直捣敌人的心脏。与心怀感激的英法盟军在易北河的某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就在莱茵河畔相见。半个欧洲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离苏联红军用刺刀创造出来的和平革命就为时不远了。”(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但是，即使德军结束了西线行动，主力开始东移后，斯大林也仍然在继续以极端保密的方式推进他的“大雷雨”计划，只不过将其实施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40年推迟到1941年。甚至于德军在西线的胜利有可能让斯大林看到了比1940年时更为广阔的前景，对此，索科洛夫写道：“在法国遭到失败和英军被从大陆赶出去之后，红军由于胜利，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展现出极为诱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也许在斯大林看来，法国的投降和英国武装力量被迫退出欧洲大陆使得苏联在未来可能向中欧和西欧大陆进行的战略进攻作战中一下子少了两个强劲的军事对手，苏军只剩下德军这一个对手了。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考量的，那我们不仅要惊诧于他那鲸吞整个欧洲的野心，更要惊异于他对于臃肿而效率低下的苏军战斗力的极度自信。

　　(3)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的态度其实和希特勒一样，都只不过把它视作掩护自己战争计划的工具，两个独裁者都已决定，一旦进攻的时机成熟，就毫不迟疑地撕毁条约。按照官方的传统说法，斯大林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完全阻止至少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拖延希特勒的入侵脚步，以争取防御的准备时间。索科洛夫的著作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斯大林根本就没想要进行战略防御，他的出发点是主动进攻;另一方面，他也不大相信面对在边境地区陈兵数百万且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他们在装备和人员的数量上都占据明显上风)，希特勒胆敢抢先动手。

　　那么，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进攻德国的想法呢?索科洛夫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底，他说：

　　“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这个时间很说明问题，它意味着斯大林是在希特勒之前就开始具体策划进攻对方的事情。也就是说，斯大林要比希特勒更早地计划了针对对方的侵略战争，希特勒的 “巴巴罗萨”计划是在1940下半年时才提出的。套用一个刑法的犯罪学理论，斯大林从事“犯罪准备”的时间要早于希特勒。索科洛夫特别提到了历史上曾经备受争议的著名的“卡庭屠杀波兰军官事件”(这个事件已经没有争议，经过史学界的充分考证，该事件确系苏联所为而非德国所为。)，1940年4至5月间，在苏联入侵波兰时被俘、被关押在苏联监狱和战俘营中的约15000名波兰军官以及约一万人的波兰平民(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庭和哈尔克夫森林公园地区被苏联内务部队集体处决。这件事也成了斯大林打算进攻德国的佐证之一。按索科洛夫的解释，斯大林之所以要杀害这些被俘的波兰人，是因为1940年2月左右，斯大林决定同德国开战，这就意味着：

　　①斯大林必须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改变立场站到英法(还有美国)的阵营去;

　　②由于改变了立场，在波兰问题上就必须也作出改变，必须承认波兰的主权独立(因为它也将成为苏联的盟国)，并释放1939年在与德国瓜分波兰的战争中被苏军俘获的所有波兰人，组建波兰军队。但是，被苏军俘获的那两万多名波兰人基本上都在政治上对苏联充满敌意，如果以这些人为骨干组建新的波兰军队，则这支军队在政治上很难听命于苏联，而会听命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这种前景对于要在战后完全控制波兰的斯大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此，必须在苏联对德开战前秘密处决这些“政治上靠不住”的波兰人。斯大林需要的是对苏联俯首帖耳的波兰新军队和新政府。

　　军事方面，苏联从 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1941年初又开始组建空降兵旅，苏联空军的实力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同时，红军在人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被斯大林认为是红军将领中最擅长于进攻作战的朱可夫被从蒙古调往西线，担任当时苏联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斯大林叮嘱朱可夫把他在蒙古对日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训练西线苏军的工作中去，而朱可夫在蒙古的作战经验就是进攻。1941年的1月间，苏军举行了两场战役和战略演习，拟定的演习背景虽然是苏联遭到德国进攻，但实际上重点演练的科目却是进攻战，就象索科洛夫所言的那样：红军准备进行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之所以演习的背景是反击侵略，只是为了在名义上更符合“苏联人民爱好和平”的官方宣传基调。索科洛夫指出：

　　“[1941年]1月的演习绝不是1941年6月灾难的预演。它们是苏联未来向欧洲入侵的预演。但是，宣传的刻板模式要求，红军总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入侵’才发动进攻的。所以呢，就才有了关于'西方’、'西南方’和'南方’进攻苏联的附加情报。只是为了让参加演习的红军指挥员不产生任何怀疑，所谓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全都只不过是扩张计划的幌子。……事实上，两次演习的过程中，都是只制订了苏军向邻国领土入侵的计划。”(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1941年1月，朱可夫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41年3月，苏军通过了关于在西线战略展开的计划，选择西南方向为主攻方向。计划中，在给后来的西南方面军提出任务的那一部分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标记：“进攻在6月12日开始。”索科洛夫认为这一标记很有说服力，它只能有一种理解：当时向德国的进攻原计划是要在1941年6月12日开始。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是在6月22日才付诸实施的。但由于苏联的运输能力有限，无法保障在6月12日前集结所需要的足够部队，也无法保障燃料、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供应，所以，苏军不得不将发动进攻的日期推迟到7月。另外，当战争迫近时，苏联军队中的反德政治宣传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41年6月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近期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的指令，该指令明确指出：

　　“战争直逼我国边境。每时每刻帝国主义都有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自己的进攻军事行动去制止敌人的进攻……军事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防御战略在摩托化部队占优势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并且终将以失败告终。所以，对付德国必须采取这种有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援的进攻战略。……红军各兵种的整个训练过程要牢牢贯穿进攻精神这条主线。”(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这个指令清楚地显示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确有先发制人地进攻德国的明确计划。如果斯大林根本没有打算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率先攻击德国，而只是像很多人(在一段时间内也包括我)误以为的那样企图尽量拖延德军的进攻，不给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口实，那苏军既不会进行反德宣传(因为那样的举动无疑会引起德国的强烈猜疑，甚至会激怒德国人)，更不会突出强调在对德作战时的进攻主线。

　　通过索科洛夫的介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苏德战争爆发真相大致是这样：1941年间，苏德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周密准备着对对方展开一场血腥的、毁灭性的攻击，但是彼此又都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对方也在准备着对自己的可怕攻击，因为双方都非常自信地认为，对方应当惧怕自己。更有趣的是，双方都清楚地注意到了对方在边界地区的大规模部队集结，却又都一厢情愿地认定那不过是为了防止被攻击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于是当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感到震惊，他不理解为什么数量上居于明显劣势的德军在没有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前怎么就敢以卵击石、向规模庞大的苏军发起总攻;希特勒也感到了吃惊，他没想到苏军在边境地区的部署位置那样集中和靠前，那样地不符合一支打算进行战略防御的军队的部署逻辑，以至于对苏战争开始的前几周，苏军会有那样大量的人员被大块大块地分割包围。希特勒更不可能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时居然也谋划着进攻德国。索科洛夫有一段形象的评论： “两个独裁者都忧心忡忡，生怕将来不定什么时候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伙伴盘算着撕毁这个条约并成为欧洲惟一的主人，所以都企图利用有利时机，第一个发动攻势。最令人称奇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他们谁也没跟谁商量，选择的竟然差不多是同一个日期。希特勒先是准备在1941年5月15日进攻苏联，但因为巴尔干战役才把日期改到了6月22日。斯大林开始打算在1941年6月12日进攻德国，但是，最后由于部队和物资供应的不到位，才把进攻日期改到了7月，于是便迟了一步。”(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三章)

　　就象苏德战争早期呈现出的一边倒的战局那样，斯大林的“大雷雨”只是个听上去可怕的进攻计划，由于当时德军早已结束了西线战役，主要精力已放在对苏作战准备上，更重要的是，1941年的德军(尤其是陆军)正处于其战斗力的巅峰状态且士气高昂，“大雷雨”即便是能够赶在“巴巴罗萨”之前“下”起来，苏军的处境也不太可能好过实际的苏德战局。对此，索科洛夫肯定地认为：

　　“即使苏军真的抢在敌人前面动手，比如像先前计划的那样在6月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比‘巴巴罗萨’计划实行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更小。”(见《二战秘密档案》第二章)

　　作者尖锐地指出，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的大溃败证明了这支军队连有效的防御作战都不胜任，而一支军队如果不善于好好地组织防御，那么在进攻中同样也不会有胜利的机会。因为说到底，进攻是一种在很多方面比防御复杂得多的军事行动。

　　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先动手，而是在于谁更擅于作战，在这方面德军相对于苏军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基于这种优势，无论苏军是否先动手，它都无法避免在战争初期遭受惨败的结局。不过，有一个问题或许思考起来会很有趣，那就是如果斯大林先行发动了对德国的进攻，那么该如何定义苏联的行为呢?苏军的进攻行为是否应当界定为对德国的侵略呢?

　　最后，索科洛夫对于二战苏军能力的评价，这段评价听起来很刺耳，但却很符合苏军在战争中的表现：

　　“与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或者美军和英军相比，红军是上一个世纪的军队，他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要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与红军大部分指战员的实际教育水平，而且与苏联广大民众的心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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