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卢仝的诗歌成就不算太高，但他却以险怪风格自成一家。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位诗人作品的怪异基本来源于其性情的怪异。
卢仝一生的交际圈子非常窄，后人从他的诗作大致可以推测出，卢仝的朋友主要有韩愈、孟郊、贾岛、马异、刘叉等人，这些人都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力量，大多和卢仝一样，性格孤僻。
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立政先生和我探讨卢仝时也说，卢仝的这种高傲性格，是促成其诗风怪异的主要内因。韩愈在《寄卢仝》一诗中写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怪异诗人自视甚高、落落寡合的形象。
卢仝的怪异性格，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系。卢仝祖籍河北范阳，卢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史学家推测，卢仝祖上从河北迁居河南济源，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到了卢仝一代，日子就相当清贫了。
卢仝一生不曾做官，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他酷爱读书，在扬州的一所旧宅中藏书颇多。后来卢仝举家迁到洛阳，为购买一所宅院，欠了当地富商一笔巨款。由于当时韩愈为河南令，和卢仝关系非常好，时常接济他。
但由于债主逼债很紧，卢仝受到了威胁。韩愈《寄卢仝》诗中所说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瞰”，很可能就是债主逼债的手段。幸亏韩愈的维护，卢仝才免受一场难堪的侮辱。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为了还债，卢仝不得不将扬州的旧宅卖掉。但旧宅中的藏书，卢仝想方设法托人运回河南。卢仝的好友孟郊为此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卖祖屋这种事，是很让人悲伤的，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就非常到位地描述了这份感觉。
卢仝一生，遭受了很多人情冷暖，看尽了世态炎凉，因而性格古怪，才做出古怪之诗。
抱才隐居是为大用
由于卢仝在史书中属于“非主流”诗人，有关其记载有前后矛盾之处。卢仝一生究竟何时隐居，何时游历，何时居洛阳，何时居扬州，何时居济源，均没有详细的划分。史学家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线条：20岁之前，卢仝居住在济源，读书、饮茶;20岁之后，开始在扬州、洛阳等地漂泊、游历，甚至还到过塞外;30岁左右，卢仝在洛阳定居，也可能又回到济源王屋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总而言之，卢仝的生平是模糊的。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卢仝在王屋山的居住时间最长。
卢仝居住在王屋山何地，已经不能确定具体地点。后人根据卢仝诗句的描述，找到了大致方位，并在山间修筑了一间“卢仝茶社”。2010年12月17日，我和李立政先生上山时，正好赶上茶社放假，空无一人。
在卢仝茶社的大厅内，陈列着一尊卢仝塑像。李立政先生说，雕像是根据钱选《卢仝烹茶图》雕刻而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千多年前真实的卢仝模样，谁也不敢肯定。而我觉得这尊塑像有失真实，因为根据史料的描述，卢仝或许患有“脱发症”，没有头发。
卢仝茶社依山而建，一条溪水从北而南，穿山越岭，直至山下。山沟两边灌木丛生，怪石峭立。
隐居山间却心系天下，这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卢仝终生未曾为官，《唐才子传》记载：“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至于卢仝为何“不起”，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研究卢仝的学者据此认为，卢仝是一个看破红尘、不愿为官的人，尤其是爱茶文人，称赞其是不愿入“淤泥”的高尚雅士。
质疑者分析卢仝有关的诗作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自古以来，有一类文人，并非不愿为官，而是心高气傲，要做旷世之才，非宰相之位不受。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不在少数，可惜除了诸葛亮，鲜有人能一步到位，挤进帝王的“核心班子”，因此，他们一面作诗著文抨击时政，一面拒绝朝廷给予的低级官位，卢仝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种。
尽管卢仝在王屋山上隐居多年，并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但在其好友韩愈的诗中，仍能看出卢仝的一些心思：“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寄卢仝》)卢仝自己也写过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那种渴望明主而不遇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千古绝唱《月蚀诗》，更是将卢仝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提出，卢仝之死就是其极想参与时政的最好注释。
“甘露之变”留下的千古之谜
卢仝一生除了留下了两首名诗，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甘露之祸。
中唐时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干政，唐文宗不甘心大权旁落，一心想铲除宦官。
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一棵石榴树夜里降有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礼部侍郎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要仇士良带宦官去查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大吃一惊，慌忙逃走。看见事情败露，李训指挥禁卫军冲上去，抢夺皇帝。仇士良和宦官指挥手下和禁卫军经过一番厮杀，最终挟持皇帝进了内宫。
李训见计划败露，忙逃出京城。仇士良指挥宦官，对在京师的公卿与吏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有几千人，整个长安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祸及卢仝。据《唐才子传》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卢仝和几个朋友正在宰相王涯家里做客，因晚上留宿，遭到吏卒逮捕。
卢仝曰：“吾山人也，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在宰相宅，容非罪乎?”于是，卢仝“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正如吏卒所言，卢仝这样闲云野鹤般人物，留宿宰相宅中，为何?千百年来，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卢仝有着传统文人的仕途观，看似不愿为官，实则结交高官，希望能参与政治，清高之名与事实不符。也有学者认为，卢仝结交王涯是因为韩愈离开河南后，他生活窘迫，不得已而为。
近来，学者通过对卢仝、贾岛等人的诗作分析得出结论，“甘露之变”时，卢仝应该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或塞外游历，后在洛阳病逝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卢仝“山人”性格。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祸，决定了一代“茶仙”的诸多历史细节。如今，让史学家头疼的是，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之祸，那好友贾岛、韩愈等人关于卢仝年龄的记载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轻易否定《唐才子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也没有过硬的证据。两派学者曾频频发文，进行论战，质疑者一度提出“如果死于‘甘露之变’属实，那卢仝整个生卒年份都要改写的”结论。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目前成为卢仝研究者未能破解的一个谜团。但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就算卢仝确有结交官员、希望进入仕途，但他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真挚的;就算卢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就算他的那份孤傲是做出来的，但也无损他品格的高尚。
几篇短短的文章，无法准确地描述一代“茶仙”的传奇人生，让我也非常遗憾。但济源之行，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卢仝用他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传唱千古的《七碗茶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在中国诗歌史和茶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世茶人只能回味而无法复制，只能传唱而无法超越。
当我端起茶杯，《七碗茶歌》的境界又回荡在脑海中：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能将饮茶的心情挥发如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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