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庶繁荣的北宋王朝，为何会横遭亡国大难?“靖康之耻”灾难后，一个“罪人”也常被拉出来批判：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特别是到了南宋杀良将送钱换和平的“太平”年月里，对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怒骂，也骤然到了高潮。在南宋诸多“名流”看来，就是这个胆大包天的王安石，闹出一场震惊天下的变法，这才把繁华的大宋闹的一团糟，折腾出半壁江山沦陷的惨祸。学者罗大经一句怒骂王安石的名言，更是南宋朝野一百多年的共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大宋落到这步怂包天地，都是王安石害的。

　　那这口大锅，王安石还有他坚持一生的变法事业，能不能扛得动?

　　不妨，可以看看下面这几条冷知识，王安石的一生功过，王安石变法是强国还是坑国?相信一目了然。

　　一：北宋“基建狂魔”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一桩十分坑的事儿，就是民间的农田水利建设。

　　北宋立国后，农业政策“不扼兼并”，但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到了北宋中期时，早已严重滞后。遇到水旱灾难时，各地有钱的地主们，更是只顾自家的庄田，一番修坝截水，轻松就把灾难甩锅给苦农民们。于是宋仁宗年间时，北宋每隔几年就是大灾，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北宋王朝呢?要么是宋仁宗在皇宫里悲戚戚祈福，要么就是咬牙拨出钱粮，招募饥民当兵，解决眼前困难，却背上沉重财政负担。北宋的“积贫”，就是这坑爹基层建设惹的祸。

　　待到王安石变法高调启动，对这坑爹现象，王安石也重手狠治——方田均税法。从此后大宋各地兴修水利，所需费用全按照百姓财富来分摊，有钱人必须多买单。钱不够?更可以向官府申请低息贷款。如此新思路，自从出台后，就被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怒骂，“祸国殃民”的帽子扣了好多遍。

　　但就是在骂声中，昔日基层建设坑爹的北宋，却是突然华丽转身：仅是变法的前七个年头，宋王朝就兴修了一万处水利工程，灌溉三十八万顷农田。更完成了影响数百年的“淤田”工程——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大规模引水冲击盐碱地，叫淤泥在盐碱地沉积下来。这些昔日一毛不长的十万顷“恶地”，从此焕然成为物产丰富的良田，万千流民也从此安居乐业。几乎是以“基建狂魔”般的狂飙速度，这些迅速见效的强大工程，撑起了大宋王朝的富国强兵。

　　被那些反对变法的“旧党”所无视的，正是这空前工程里，受益深远的民生。

　　二：“自打脸”的募役法

　　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政策里，挨骂最多的，当属募役法。

　　为什么挨骂多?王安石变法前的北宋《会记录》就给出答案：宋朝全国纳税土地四百四十万顷，仅是全国耕地的三成。大批土地被享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占据。苦农民们承担着大多数税赋，苦累的差役更逼得多少农民破产逃亡。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等人的奏折里，满眼都是民间百姓负担沉重的血泪。但在王安石看来，这事儿哪里只能揭露血泪，必须要改——募役法。

　　募役法，也就是从此之后，原先享有特权的官户等地主阶层，全都有出钱代役，先前官府一分钱不掏，全靠农民白出力的差役，也改成官府出钱代役。等于是直接拿刀割有钱人的肉，当然也惹来骂声一片。王安石大张旗鼓变法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们，就变着花样攻击“募役法”。但是，待到王安石与世长辞，也同样是许多曾疯狂攻击王安石的“旧党”，却用“自打脸”的方式，告诉后人“募役法”的真相。

　　比如曾经拼命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范百禄，在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时，却毅然站出来阻止，掷地有声为“募役法”叫好：“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苦老百姓们，看待这“旧党”口中“祸国”的募役法，却是这般热烈欢迎。

　　而同样因为反对募役法，曾多次被恶治的苏轼，更在宋神宗去世后，说出了他的愧疚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我一腔热忱，反对变法，但现在却亲眼看到变法利国利民的成果，真是惭愧啊。

　　这些在民间历经浮沉的官员，纵是曾与变法结怨，却亲身见证了募役法的利国利民。然后不惜用“自打脸”的方式，说出埋藏心中已久的良心话。只可惜，哪怕这样“自打脸”的良心话，却也拦不住元祐年间，北宋鼠目寸光的统治者们，对变法粗暴的清算废除。然后，就有了史料记载里，王安石变法被废除后，元祐年间一句心酸的民声：天下人思念免役法(募役法)。

　　三：大宋的钱哪去了?

　　虽然那么多沉浮民间的“旧党”成员，用自己的亲眼所见，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利民”成果。但王安石去世后，顽固的“旧党”首领们，却早给王安石变法找出了新毛病：你就算给老百姓恩惠又如何?但是你“坑国”啊!典型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那句怒骂：名为利国，其实害国。

　　可是，就是在司马光痛骂王安石的元祐元年，三司大臣毕忠游的《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却以实锤的证据，狠狠回击了“害国”说：王安石变法何止是“利民”?变法的这十几年里，昔日“积贫”的大宋王朝，“仁君”宋仁宗在位时每年都财政亏损的大宋王朝，这时已经积攒了数千万贯钱粮，足够国家二十年支用。而且北宋三司每年的财政收支，都能盈利结余一半以上。

　　这哪里是一个被严重“害国”的大宋朝?分明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强大王朝。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丰厚的财政基础，财大气粗的北宋，才得以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昔日走两步就大喘气的北宋废物禁军，摇身变成打得西夏一溃千里的铁血西军。北宋的西线国土，更朝着汉唐河湟故地高调延伸。甚至，哪怕北宋末年君臣胡闹，闯出靖康之耻大祸，但正因有王安石变法时代锤炼出来的西军劲旅，宋朝才得以抗住金军凶残脚步，艰难守住半壁江山。可以说，正是被南宋君臣痛骂的王安石变法，给南宋艰难攒了续命的家底。

　　甚至，就是在北宋王朝疯狂废除变法的元祐年间，六年前还财大气粗，国库储备足够支用二十年的北宋王朝，竟又落到了国库穷得叮当响的地步，废除了“募役法”等国策的北宋民间，百姓又挣扎在苛捐杂税下。以苏轼的哀叹说，“旧党”治下的大宋，已是“帑禀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才不到六年时间，王安石留下的，那个国富兵强的大宋，就给糟蹋成这个样子。

　　而这一年，是公元1091年，距离北宋靖康之耻国难，已只有三十五年。到底谁该为北宋悲剧负责?相信已一目了然。

　　被接下来偏安南宋误读的，却是一位热血为国的伟大政治家，更是一场大宋本可热血崛起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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