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晴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甘军将领董福祥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西北聚众叛乱，被清廷视为最头疼的“老匪”、“悍党”。
然而在国家危难之机，这位老匪却又成了清廷最后的依靠，不仅平定了陕甘和新疆的叛乱，还给予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但悲剧的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惨遭抛弃。
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轰开时，董福祥出生在甘肃固原的一户农家中。父亲与哥老会交往密切，又加之董福祥身材魁伟，性情强悍，因此成了哥老会的龙头大哥。
1862年，受太平军和捻军的影响，陕甘百姓也举起了反清的大旗。作为乡间豪强，董福祥“奉命练团，保卫桑梓”。
1864年，20万陕西回民义军在清军的围剿下进入甘肃，而甘督熙麟却望风而逃。由于清军正集中兵力克复南京，被迫对义军妥协，因此遣散了团练。
随着陕西的义军和官军大量涌入甘肃，于是出现了官匪共同压榨百姓的情况，正如《征西计略》中所说：“甘肃之民，初困于贼，继困于兵，居不能安，逃无可入”。
在这种情况下，董福祥则联络兄弟数十人“收集逃亡，持械御贼，昼则鏖战，夜则捣营”。他们以花马池为根据地，充分利用山川地形，往来陕甘数十县。
1867年2月，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前几任陕甘总督不是“以病求代”就是“陈情乞养”，朝廷只得派干将左宗棠率老湘军进陕甘平乱。
当时甘肃的形势是董福祥的数十万部众盘踞在东北，以镇靖堡为大本营。以白彦虎为首的十八大营占据东南的董志原;实力最强劲的马化龙在北面的金积堡;西面的河州义军也经常联络四方，袭击官府。
左宗棠刚一上任就意识到陕甘之乱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有莫大的关系。他曾说：
“陕甘用兵颇多，为时又久，乱后荒瘠殊甚，购粮不易。各军每于人烟稍密、种植稍多的地方，安扎营垒。始犹藉称保护庄稼，给钱办粮。继则捐派民间，不给价值，甚且搜掠殆尽，民不敢争，以致转徙流离，变而为匪”。
所以在左宗棠的眼中，董福祥部皆为流民，志在掠食自保，而不是反清，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左宗棠的授意下，湘军北路统帅刘松山顺利招降董福祥。
董福祥的投降不仅让一支数十万的农民起义军瞬间瓦解，更使得义军的中心金积堡暴露在清军的枪口之下。利用人地两熟的优势，董福祥不仅帮助清军攻克金积堡，还迅速平定了河州和西宁的叛乱。
战后董福祥虽升为参将，赏二品封典，但仍旧只是中下级军官，他的真正发迹还要等到左宗棠西征。因湘军皆为南人，左宗棠用兵新疆时大量吸收西北土著入伍，董福祥才有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董福祥在新疆每战皆为先锋，曾“四昼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斩杀逆寇两千多人，彻底粉碎了侵略者分裂新疆的企图。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董福祥的悲剧命运竟也是因为英勇抗击外敌而起。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甘军是清廷唯一的依靠，但战后议和时为平抚洋人的愤怒，朝廷竟自毁长城，将董福祥革职查办，甘军也随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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