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布尔布隆频繁接触的同时，伊格那提也夫又努力同普鲁斯拉关系。普鲁斯在给约翰·拉塞尔的秘密信件中报告这些交谈的内容时说:这位俄国驻华公使否认他的国家在中国“推行扩张政策”，说俄国在华的特殊目标是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现在“两国政府间已明确规定了边界”。清政府“以协助镇压叛乱为名”，曾经“促使俄国人把他们的工程师和武器供给中国人用来防卫大沽”，但俄国未予同意。他说在“增加与中国交往的便利，并要求更自由地与中国政府接触这些事情上”，俄国与英、法的意见是一致的。
“各国使节唯有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经常和谐地合作”，才能对中国产生“有益的效果”。他还强调，各国要和“整个军机处打交道”，“而不要去和个别的钦差大臣办交涉”。此外，“他似乎含蓄地示意，攻克大沽是有其必要的。”葛罗和额尔金到达上海后，伊格那提也夫为了进一步向他们表示“团结友好”，又将关于白河下游清军防务和北京城防的“准确有用的““详细军事情报”密告英法联军。根据小编了解，伊格那提也夫这时实际上充当了英法联军谋士的角色，“使自己成为英、法两国人不可缺少的顾问和中国事务专家”。伊格那提也夫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并没有逃过清朝官员的视线。
薛焕就曾奏报说:“俄酋到此，极力怂思英、俄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谆告普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然而，清方对此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7月4日，伊格那提也夫离沪去日本转渤海湾，于15日到达北塘。华若翰则于7月3日离沪北上大。这样，在1860年7月的白河口外，又形成了英、法、俄、美四国联成一气的阵势。从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起，中经新河之战、塘沽之战，到大沽炮台陷落，是为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由于清方主客观上的弱点和错误，在短短的二十一天内，清军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此战并成为牵动全局失利的决定性因素，天津亦因而弃守。英法联军进犯津、京，大沽炮台自然要成为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
根据小编了解，鉴于1859年的惨败和战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该地的防卫，侵略者深知，直接发动对大炮台的正面进攻显然困难较大，只有易地登陆，采取迁回战术，才是明智之举。早在1859年9月，贺布在总结其失败教训时就曾向英国海军部建议:为了攻占大沽，最适当的登陆地点是北塘河。那里防御弱，未必遭到坚强抵抗，而入河的便利也在白河之上。根据小编了解，1860年6月16日，英、法陆海军司令官和驻华公使在上海讨论军事行动计划，也决定英军由北塘登陆，法军由大沽南岸择地登陆，然后展开钳形攻势，从侧后袭取大沽炮台。
然而，经过法国海军上校布古阿、参谋长斯米兹和海军中校迪潘等月中旬前往侦察的结果，发现大沽口南岸到处是水滩和松软的粘土，炮队、车辆和马匹等均将无法登陆，即使部队能到达海滩，供应军用物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为此格兰特、贺布、孟托班、夏尔内法国海军司令、额尔金和葛罗等7月19日在烟台开会时不得不修改其原定计划，决定以北塘为英法联军的统一登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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