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佛教建立了各支宗派 ,完成了各自的体系 ,并向国外发展,中国成为佛教的世界中心;佛教成为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领域三足鼎立的一支 ;寺庙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佛教在唐代走向了繁荣。
佛教在唐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 ,首要因素要归功于唐朝统治阶级的扶植与支持 。唐代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佛教日趋鼎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纵观有唐一代,二十一位皇帝,除了唐武宗对佛教态度排斥 ,积极毁释以外,大部分皇帝对于佛教还是非常的尊崇支持。即使是出于巩固社会统治的考虑 ,部分皇帝虽然对佛教有一定的抑制 ,但基本上还是将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政策变化 ,形式上还是以笼络利用为主 。可以说,唐代的皇帝们总体上执行的还是一种稳健的宗教政策 。
唐朝前期,对佛教比较重视的皇帝主要是唐太宗与武则天。 尤其在武则天时期，佛教的发展 达到鼎盛, 寺院林立, 僧尼众多 ,佛教典籍著述非常丰富 。到会昌毁释前,佛教的发展日趋完备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佛教的各个宗派如华严、律、禅诸宗都已成立。各宗派在组织结构和理论上已经非常成熟完善 。
唐代寺院经济的膨胀
僧尼在唐代均田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唐六典》中规定中“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一如之。”僧尼不仅能从国家获得土地同时还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这项对宗教的保护性政策在唐代逐渐演变为寺院经济膨胀的基础。
唐代皇帝多次对寺院赏赐土地，这是寺院经济发展的资本之一。如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下令在长安建西明寺 ,寺庙建成之后,又“赐田园百倾,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至德二年( 757年),唐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皇帝直接赏赐外，贵族和地方豪民也大规模向寺院捐赠财产，这些都构成了寺院的常住田，通过对常住田的经营和不断的土地兼并，在中唐前一些寺院已经有相当可观的地产，以至于时人惊呼，“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天台山国清寺,置有寺院庄田 12顷;淄州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 15所;陇州大象寺 ,田庄7所,土地53顷。发展到后期寺院土地过多僧尼无法耕种，会雇佣佃户进行耕种，大量的劳动力挂靠于寺院经济。
除了对土地经营外，寺院发展出许多发展经济的道路。寺院在这一时期甚至还发展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包括质举、借贷等等。一些寺院甚至以末法时代将要来临为名，利用信众对末日的恐惧敛财。、唐代寺院从武则天时期起创立了“悲田养病坊”,负责掌管悲田 、治病、施药三院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下诏,将京城内的贫儿全部收容于各寺院的病坊 。 而这些慈善设施在后期也变为寺院收费的商业工具。另外寺院举办法事也是获得收入的一个渠道。
由于寺院经济并不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因而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世俗经济产生了矛盾。大量的人口藏匿于寺院中以躲避赋税。尤其在中唐以后均田制实际上崩溃后，建中元年(780年)实施两税法以来，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缴纳赋税，另外货币的大量使用使铜资源需求量上升，而寺院铸钟铸佛消耗了相当一部分铜资源。佛寺的修建使中唐后不断走下坡路的唐代经济难以维持。
唐代的崇道政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在唐代佛教和道教都不断发展壮大，两大宗教必然会产生摩擦。从唐初开始，佛道就不停地争锋相对，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 就发生了佛道间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还牵涉到大量的权臣和贵族。安史之乱中，两大宗教都受到打击，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恢复后，两大宗教的矛盾在此时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唐代虽然实施了崇道政策，但在民间和地方上佛教依托于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自汉代以来积累的信众基础依旧十分强势，在中唐前多次出现佛寺抢占道观资产甚至直接强占道观的现象。佛道摩擦已久，崇道政策下仍然处于弱势的道教一直在等待时机打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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