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初春，京师。
接连几个月都没下一场雨了，京师和直隶地区人心惶惶。朝廷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于5月11日颁发上谕，称：“京师入春以来，雨泽稀少，节逾立夏，农田待泽孔殷。”
对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经济来说，洪灾和旱灾都很麻烦，因此，朝廷很关心，迅速出台了处理措施：祈雨。朝廷命令5名大臣，怀着虔诚的心情祈雨，希望上天开恩，普降甘霖。
然而，祈雨似乎并没有什么用。旱情一直持续到冬天，让当年的秋粮颗粒无收。甚至连与直隶相邻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旱情，出现庄稼大面积歉收的情况。
1877年，一场罕见的大旱灾爆发。由于大旱灾从1877年横跨到1878年，而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
粮食没有收成，灾民只好吃草根树皮度日。在1877年春天，灾民还能吃上草根树皮，到了夏天，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后，就出现了买儿卖女的现象。《申报》记载：
“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拨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路旁倒毙，无日无之。”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倒毙于路旁，触目惊心。
饿死还仅仅是第一步。当所有能够果腹的东西，都被搜刮干净后，必然出现“人相食”现象。具体现象咱就不说了，太惨烈，怕您的心脏承受不了。只说一份数据：美国学者、华洋义赈会秘书沃尔特·马洛里在《饥荒的中国》中透露，“丁戊奇荒”导致900万——1300万人死亡，“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间……因受饥饿疾病及强暴之侵迫而牺牲者,约有九百万至千三百万人之多。”
山西巡抚曾国荃在《请饬拔西征军饷疏》中，描述“晋省(山西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曾国荃将这场大旱灾称为两百年不见的大灾荒。
“丁戊奇荒”最严重的地方是直隶地区，直隶地区的最高军政民长官是直隶总督。当时，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直隶地区广大民众的“父母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赈济灾民。
怎么赈济灾民呢?无外乎两个办法。一是直接筹措、调集粮食。二是多方筹资、购买粮食。
在筹措粮食方面，直隶地区是没有粮食了，直隶地区周边各省也没有粮食了，李鸿章只好奏报朝廷，调集其他省份的漕米。从1877年到1878年，两年间，在李鸿章的争取下，朝廷拨付了共计21万石漕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
在筹措资金方面，李鸿章首先向朝廷伸手，要了14万两银子赈灾款。那时候，朝廷财政吃紧，户部也没啥“余粮”，这些钱拿出来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李鸿章只能另外想办法，比如，请兄弟省份支援。1878年，李鸿章收到来自江苏、上海、两淮、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广西等省的赈灾款，共计11余万两银子。李鸿章还破天荒地接受外国援助，在华人聚居的地方筹措善款。
为了赈灾，李鸿章甚至挪用了军饷。
1877年，李鸿章挪用了司道库及练饷制钱、藩库地粮银、练军饷共计36万两银子。1878年，李鸿章再次从北洋海防经费中拨付了8万两银子，用于直隶地区赈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江南士绅纷纷慷慨解囊，捐粮的捐粮，筹款的筹款，且开设了许多粥厂，收容逃往江南的灾民，谱写了一曲急公好义的赞歌。
李鸿章在“丁戊奇荒”前后全力赈灾，收到了一定效果，减少了灾害的损害程度，应该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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