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1)指导思想推行多元化
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上是指苏联共产党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用别的思想或主义作指导。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
(2)政治上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
政治上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是戈尔巴乔夫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所谓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
因为无产阶级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权益，如果实行多党制，无疑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的分裂。其结果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
(3)经济上推行私有化
苏联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和改革开放一样推行私有化，要从根本上改变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然，在改革的头几年，并没有明确提出推行私有化。但随着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除归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外，还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道路。
(4)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队“非党化”和“非政治化”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西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俄罗斯民主和反政变奠定了基础。
影响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一些专家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6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雅科夫列夫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并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在苏共内部兴风作浪。
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过这一建议。阿尔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认为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抹黑苏联制度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传媒上出现。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后，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提倡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极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缀也是徒劳。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
上世纪末，叶利钦一度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的反对派出现。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
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
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厌倦。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针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化”，普京2002年1月中旬曾指出，(俄罗斯)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经历了 10多年激烈的变革，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普京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 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在反思民主化的过程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民族分裂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他们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他们认为，上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国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苏联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为了搞垮苏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仍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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