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中期的学术界，朱子学的没落是与“国学”的兴盛同步进行的。那时朱子学空谈义理、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及随意解释文献的做法，已经不能让人 们满足了。一些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古代文献，以客观实证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与中国明清时期理学到朴学的学术嬗变颇为相似。在这些学者中本居宣长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本居宣长(1730 —1801)出生在伊势松坂一个富裕的商贾人家，原名小津富之助、荣贞，后改为宣长。通称弥四郎、健藏，号铃屋。青年时期学医于京都。后又师事儒学家堳景山。宝历七年(1757)回到故乡以医为生计。同时热心于日本古典的研究。之后又拜贺茂真渊为师，开始以《古事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宽政十一 年(1799)撰成《古事记传》，是所谓国学之体系化的总论，影响很大。其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被称之为国学四大家。宣长弟子众多，有近500人。其中，平田笃胤、伴信友被称为该门的双璧。宣长一生著作等身，著书90种，260余卷，涉及多种领域，如有阐述古道论的《直灵》(明和8年，公元1771年)、《万叶集玉小琴》(安永8年，公元1779年)、《古今集远镜》(宽政6年，公元 1794年)和《新古今美浓的家苞》(宽政7年，公元1795年)。特别 是他站在纯艺术立场，以“物哀”的文学论为基调的物语论《源氏物 语小栉》(宽政8年，公元1796年)以及和歌论《石上私淑言》(宝历 13年，公元1763年)成为他的学说的一个中心。

　　本居宣长能够集国学和复古思想之大成，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不无关系。他曾师从著名学者堀景山学习儒学，倾心阅读国学大师契冲的著作。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僧人契冲(1640— 1701)，他出生于武士之家，自幼入佛门学习教义，后开始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他以文献实证的方法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 “国学之祖”。契冲以及江户的户田茂睡、大阪的下河边长流等人， 希望通过对《万叶集》的注释，把和歌从儒佛的牵强附会及阴阳道 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他所编著的一些优秀注释书，都贯彻了这一 意图，如《万叶代匠记》、《古今余材抄》、《源注拾遗》等。此后荷田 春满(1667—1736)受其影响，将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 集》作为治学的正途，提倡国学，明确地与朱子学对立。1728年， 他向幕府提出了建立学校的意见书——《创学校启》，以实施自己的主张。学校虽未建成，这种主张却给后来学者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巨大影响。

　　贺茂真渊(1697—1769)是对本居宣长有直接影响的学者。他出身于远江某神官的家庭，37岁上京受教于荷田春满，以后迁居江户，事将军吉宗之子田安宗武，晚年在社会上培养门人。他的著作有《万叶考》、《歌意考》、《新学》、《国意考》等等。贺茂研究古典 文学，发现了所谓古代人的“真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会出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用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东西。因而他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曾在 《国歌八论余方拾遗》中写道：“庄周曾云：‘《诗》以道志。’盖直言其心之所思，乃诗歌也。”他认为文学应该从朱子学所提倡的把它作 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主张文学是人类自身的东西。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强调文学的人性论的倾向，发展到本居宣长(1730— 1801)的时候，变得更加明确了。宣长在《石上私淑言》中就写道： “惟柔弱的女人气，欲哭欲泣，乃是真情。”在“男尊女卑”这样一种 封建时代常见的性别观念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宣长却认为只有女人气才是人的本质。对此，我们不由得会联想起曹雪芹在《红楼 梦》中对女性的一系列赞美之辞。宣长的代表作《古事记传》和《源氏物语玉小栉》，是当时日本 实证主义文献学的最高成果。他对《古事记》十分重视，曾用30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古事记传》一书，奠定了日本国学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 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现了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

　　尽管如此，宣长在思想上却是以“情”为核心的。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做出种种烦琐的规范，其间灌注了所谓的 “汉意”。这和日本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未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 来。要达此目的，惟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 “大和心”复原。如他在《初山踏》中写道：“初学之徒，必先清除汉意，立大和魂。犹如武夫初赴战场，首须备铠甲，整装出阵。如装束不齐，而读神典，则无异不着甲胄。赤膊上阵，俄顷之间，为敌所 伤，必将落人汉意。”这里的所谓汉意，应该指的是朱子学的主张。 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随意曲解文献原义的反感。因为是汉意在作怪，所以必须排斥。他主张按原来的面目接受古典，避免汉意的误导。

　　宣长的另一国学力作《源氏物语玉小栉》，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源氏物语》这本书的本质并不是为“悟道”或者劝善惩恶而写的，而是为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并将此基础置于人性的自然发露上。这是对贺茂真渊学说的发展。宣长的这种观点，在他的那篇著名文论《石上私淑言》中，有更为详细的阐发。如前所述，他还认为对人来说，文学绝不是什么劝善惩恶的工具，而只能是歌唱人本身的东西。中世纪后期的新的学问，即国学的实证的文献学和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在宣长手下才臻于完善。国学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尊重人类本性的视角出发的。但另一方面，宣长这两部书也表达出了浓厚的国粹主义，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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