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说说关于李煦奏折的历史故事，据小编所知，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十一日的《苏、扬田禾收折》中，李煦就讲到了：“伏闻圣驾自口外回京，臣翘首殿廷，实深犬马恋主之诚，因盐差之期在十月十三日方满，未能即日起身。谨叩头具折，恭请圣安，伏乞睿鉴”后面还有几句，说的是苏州、扬州的田禾收成与天气晴雨情况。

　　康熙重视的当然是李煦前面汇报的情况，朱批道：“知道了。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当然，地方民生、农业丰歉、天气晴雨等，都是直接关涉到民生稳定与社会安定的具体问题，康熙也不会漠视的。有的时候没有别的大事，这方面的汇报自然要及时准确，李煦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二十九日上了《苏州米价甚平并进晴雨册折》，康熙认为上晚了，在折上朱批：“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才奏，不合。明白回奏。”康熙的不满让李煦感到十分惶恐。

　　因此，四月十二日李煦马上呈去《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作出解释：“窃苏州冬季晴雨录，理应去冬奏闻。臣迟至今年二月启奏，蒙圣恩不即加罪，令臣明白回奏。臣闻命自天，感激无地。但臣去年十二月内，实将晴雨录携带赴京，因一时昏愦遗忘，今年方始进呈。”康熙对这个心腹还是放心的，朱批中就有安慰的意思：“已后凡尔奏折到京，即当奏闻，恐京中久了，生出别事。”有些奏折中所讲的，可能是李煦要为皇上分忧，讲了一些官场安排的事情，这实际上触犯了君权，遭到了康熙的批评。比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初一，李煦在《保题运使李陈常署理盐院折》中，讲到自己以织造官的身份兼理淮鹾事务，已有十年，任期满了，特地推荐“居官清正”的李陈常来署理盐院事务。

　　康熙在批复中连“知道了”都不写，直书“此事非尔可言”六字，表示李煦不该多管闲事。但是，有时李煦为加强地方控制提出的一些策议，却让康熙十分欣赏。在江南，崇明县是一个小沙岛，孤悬海外，县境内除了水师总兵官外，“文官并无大僚弹压，亦无首领分防”，只有一个知县。李煦认为，如果发生意外，崇明地方就十分孤危，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初四日的《驻常熟海防同知似宜移驻崇明与总兵共为镇防折》中大胆建议：“查苏州常熟城内，驻扎有粮道一官，又海防同知一官;但常熟县离苏州府城不过八十里，于控制，非如崇明县鞭长莫及，离府城三百里之遥也。常熟一县虽亦临海，已有粮道弹压足矣。至于海防同知一官，似应移驻崇明城内，与总兵共为镇防，庶几文武兼资，可以永保安宁，而设官合宜，则与地方允有裨益矣。”

　　康熙很是认可，回复说：“此折议论甚妥。”当然，具体如何安排处置，就不是李煦所能及的事了。李煦与妹夫曹寅轮视两淮盐课，时长十年之久，深受康熙恩宠，不过，织造衙门的亏欠一直没有填补上，让李煦也时感不安。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下旬，都察院批文中有康熙的指示，让李煦再负责监察两淮盐课一年。李煦感激涕零，上奏表示一定要“培养商膏以裕国课之源，并清完未补之二十八万八千余两”。康熙批复说：“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意思无非是让李煦好好努力，为他效命。

　　李煦不负所望，到第二年七月份，苏州织造衙门的亏空大部分补完，盐课的亏空按照二十八万八千两的数目，已经全部补足。康熙很高兴，批了一个字：“好!”在批复李煦奏折中直接写“好”，这是很少见的。康熙之所以对江南地方财政税收看得这么紧，一方面是因开国不久，国库并不充盈;另一方面是天下尚未真正平定，边疆地方还有征战，需要用银子。有时地方说要分批上缴银两，康熙就有些着急，希望一次交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闰八月初二日，李煦上《两淮商人愿捐军需银两于运库借出解部分五年补完折》，说是有两淮商人江楚吉等人为报皇恩，愿意为国分忧，在以前两次捐给瓜洲河工工程银二十四万多两的基础上，为西边军需捐银十五万两，但需要按五年分捐。

　　有人愿意为战备出钱，自然让康熙高兴，但他还是要求一次捐完，并在朱批中将商人的这种念头视为奸商的伎俩。他说：“此折断然行不得!西边用银，即可以发库帑，何苦五年分补?皆因奸商借端补亏之法耳。”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煦年纪已经不小，正好也是大病初愈。这时，负责监督苏州浒墅钞关的莽鹄立任期满了，李煦乘此机会向康熙上奏，提出可否由他来兼理浒墅钞关事务。这个钞关是国家在江南专门特设的钱粮收税机构，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肥缺。当年四月中旬的奏折，被康熙委婉地批驳回去：“监督回时，还当许多差使，况尔年老多病，当静养无事，方保残年。倘被苏州骗子所欺，悔之无及矣。名声也要紧!”意思是不要太贪了，现在的几个肥缺已够好了。这样的结果，李煦自然很感失望。

　　李煦一生可以说是备极荣华，康熙的几次南巡，都是由他和曹寅安排的。迎接皇帝的衣食起居游玩诸排场的开销，自然是惊人的，费用基本来自织造局和两淮盐务，因此常年的亏空很难较快弥补。康熙给他们的奏折批文中，也暗示要将这些亏空补上，不过在百官和世：，人面前，总是极力维护这两个心腹。有时就公开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至于是什么样的情由，当然不可以公诸天下。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在曹寅死的当天，李煦就起草奏折，向康熙作了详细汇报，把曹的情况说得很凄惨：“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其实这不过是兔死狐悲。雍正年间，曹家被抄时，还有住屋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计一千九百六十九亩，等等。这些都应是在江宁织造与两淮盐务任上得来的好处，一般人都难以想象。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写了一段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和王熙凤的对话，仿佛就是曹家的写照。赵嬷嬷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王熙凤问道：“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一语道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讲的确是实情。

　　可叹的是，到雍正初年，李煦因为买苏州女子贿赂“阿其那”，即雍正的八弟胤禩(曾与雍正争夺过皇位)，接受了专案审查，当然也被抄了家。李煦本人要受斩刑，雍正表示宽大，只作“发往打牲乌拉”的处罚。案子在雍正五年(1727)二月间全部终了，李煦辉煌的一生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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