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年1月24日-1792年3月29日)，是1771至1792年间的瑞典国王。他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之子、卡尔十三世之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外甥，也是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表弟。

　　王储

　　1766年，他迎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的女儿索菲亚·玛格达列娜，10月1日透过代理人成婚，并在11月4日亲自在斯德哥尔摩完婚。这场婚姻并不美满，部分原因是双方性格不合，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后的干预。二人诞下两个子女：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和斯莫兰公爵卡尔·古斯塔夫王子。古斯塔夫需要阿道夫·蒙克协助才得以和妻子圆房，太后甚至声称国王不是王储的亲生父亲。有传言指他是同性恋者，并和两位大臣有亲密关系，但瑞典学院成员埃里克·伦罗特(Erik Lönnroth )指出这传言并无事实根据。

　　古斯塔夫王储在1768年首次主动干预政事，下令支配朝廷的便帽派召开特别会议，希望宪法可以赋予君主更大权力。然而，曾打胜仗的礼帽派拒绝履行选举前许下会支持古斯塔夫的承诺。古斯塔夫心酸地写道：“我并不为在宪法战役中落败而感到太难过;令我沮丧的是看见我国腐败不堪，国祉陷入混乱。”

　　他热衷于瑞典国家历史，为他身上的血统而自豪：祖母是古斯塔夫·瓦萨和卡尔十世·古斯塔夫的后人，拥有瓦萨王朝的血统。

　　1771年2月4日至3月25日，古斯塔夫出访巴黎，当地的诗人和哲学家热情款待他，高贵的妇女也夸赞他的功德。他和很多人终生保持通信。然而，这旅程并非观光旅行，而是政治之旅，与当时的盟友法国交好。瑞典宫廷派出密使为他打点一切，而舒瓦瑟尔公爵也和他讨论了在瑞典国内发动革命的最佳方法。他返国前，法国政府承诺会无条件每年给予瑞典150万锂的大笔资助，而著名外交官韦尔热纳伯爵也从君士坦丁堡改驻斯德哥尔摩。

　　回程途中，他在波茨坦探访舅父弗雷德里克二世。弗雷德里克对古斯塔夫坦言，他和俄罗斯、丹麦意见一致，都承诺会保障现行瑞典宪法的健全，并建议古斯塔夫调停纷争，不要动武。

　　他出访巴黎期间，父亲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病逝，古斯塔夫返国后，在5月29日加冕为王。

　　政变

　　回国后，他尝试调停敌对的礼帽派和便帽派之间的纷争。1771年6月21日，他在国会的致辞激动人心;瑞典国王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在国会以母语发言了。

　　他强调所有党派都须抛开敌意、共同合作，并以“自由人民的第一公民”身份为剑拔弩张的两派调解纠纷。两派曾合组内阁，但这完全是不设实际的，因为两派都认为这种爱国行为无异于自我否认。操控朝政的便帽派试图夺取国王的权力，使古斯塔夫三世考虑发动革命。

　　朝政受便帽派支配的瑞典，专注俄罗斯副总理尼基卡·伊凡诺维奇·潘宁(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Панин)推动的“北方体制”，似乎逐渐落入俄罗斯的圈套。古斯塔夫三世认为只有政变使瑞典保持独立。

　　这时，芬兰贵族雅各布·马格努斯·斯普雷特波尔滕(Jacob Magnus Sprengtporten)遭受便帽派的打压后，谒见古斯塔夫三世，提议发动革命。他负责突袭斯韦阿堡要塞，控制芬兰后便会往瑞典本土进军，与国王和忠臣会师于斯德哥尔摩附近，从而迫使国会接受新宪法，撤除对国王的所有限制。参与革命的还有同样遭便帽派打压的约翰·克里斯托法·托尔(Johan Christopher Toll)，他提议在南方的斯科讷发动另一次起义，控制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城堡。经过讨论后，他们决定芬兰起义后数天，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就公开反抗当时政府。

　　国王的弟弟卡尔公爵调动了南方所有城堡的驻军，假装要镇压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叛军，但他抵达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后随即加入起义军的行列，往北向首都进军。与此同时，斯普雷特波尔滕东赴芬兰。

　　革命经费完全来自法国银行家尼古拉·博容的借款，由瑞典驻法领事克路茨负责筹集。

　　1772年8月6日，托尔以虚张声势的战术夺得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城堡;斯普雷特波尔滕10天后也成功突袭斯韦阿堡，但逆风使他难以往斯德哥尔摩进军，而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根本不须动身了。

　　8月16日，便帽派首领图尔·卢德贝克(Ture Rudbeck)到达斯德哥尔摩，通报南方发生叛乱的消息。古斯塔夫感到被敌人重重围困──斯普雷特波尔滕于芬兰受天气阻碍，托尔身处500公里外，礼帽派首领不知藏身何地;故此，他决定不待芬兰援军，亲自发动决定性的一击。

　　18日晚上，他召集所有可信任的官员，翌晨在兵工厂旁的大广场会合。19日10时，古斯塔夫骑上御马，途中有一些拥护者加入，抵达兵工厂时已有200名官员听他调遣。

　　他带领他们到西北翼的守卫室，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对在场官员说：“若你们决意追随我，就像你们的先祖追随古斯塔夫·瓦萨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般，我就为你们和祖国的救赎舍生流血!”。一名海军军官应声说：“我等皆愿为陛下效忠，不惜舍生流血!”。

　　古斯塔夫制订新的效忠誓言，在场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宣告他们不再效忠国会，只听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一人的号令。

　　不久，枢密院和首长卢德贝克都被逮捕，过程中没有流血。古斯塔夫随即在城内巡游，到处受热情群众拥戴。卡尔·米加尔·贝尔曼写了一首歌，名为《向古斯塔夫敬酒》(Gustafs skål)。

　　8月20日，传令官在街头巡视，宣告国会将翌日在王宫聚集;所有缺席的人都会被视为国家和国王的敌人。国会聚集后不久，身穿礼服的国王驾临，发表了瑞典史上著名的演说，斥责国会以往的腐败和放肆对不起国家。

　　新的宪法宣读后，所有议员一致通过。国会随即解散。从此，礼帽派和便帽派成为历史，议会制“自由时代”也结束了，“古斯塔夫时代”开始。

　　立宪到专制

　　古斯塔夫三世进行启蒙时代的改革，使司法变得宽松，除废除了酷刑外，免除了不少罪行的死刑。

　　他在每方面的政事都亲自处理，但委任了自己的官员，而非从枢密院中委任。礼帽和便帽当政时，贪污风气蔓延全国;如今，古斯塔夫须补救腐败政治时，发现整个约塔上诉法院都要受审判。

　　行政和司法也采取了改革。1774年，新闻自由受法令保障，但有一些限制。国防升级至“大国”级别，海军大幅扩军，成为欧洲一大海军。货币也在1776年进行改革，以挽救疲惫的经济。

　　古斯塔夫也推行一些新的经济措施。1775年，政府鼓励谷物自由贸易，废除了苛刻的出口关税。此外，救贫法作出一些修订，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有部分宗教自由。他的一大错误，是尝试把政府垄断酒的销售，剥削了贵族的权益。

　　另一方面，他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克制和谨慎。美国独立后，他在1777年成为世界上首个给予美国承认的国家元首。故此，国王在1778年9月3日斯德哥尔摩召集国会时，他对自己6年来的领导高度评价。议会很顺从国王，“开会期间没有发问过一条问题”。短短的会议间，官员可清楚看见自己已风光不再，完全地失去了政治大权。他们和国王的位置已经互换。国王现在是，以后也会是他们的主公。

　　古斯塔夫在1778年国会可谓要风得风;然而，他在1786年的国会会议遇上的阻力比10年前大得多，他提出的议案不是被直接否决，就是被议员修改得体无完肤，使他宁可自行撤回。这次会议使他逐渐决定完全夺去国会的权力，由他半独裁式地统治。

　　同时，他的外交政策更是冒险。他违反了自己订立的《1772年宪法》，没有得到国会同意就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这举动触发了同年7月的安亚拉阴谋，与俄罗斯勾结的贵族官员试图在芬兰策动独立。古斯塔夫回国后，激起了民众对贵族官僚的义愤，逮捕了反叛的首领，成功化解危机。他利用民众对贵族的厌恶，在1789年国会提出《统一与安全法》(Förenings- och säkerhetsakten)，获三个非贵族等级支持下通过。君权大幅扩张，贵族大部分特权也被废除，但国会仍拥有集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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