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内蒙古地区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史不绝书，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汉武帝以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他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况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

　　冒顿单于之所以同意和亲，是因为和亲给匈奴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通过和亲，匈奴可以得到大财物。每年西汉都得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食物等;第二，匈奴可以达到通关市的目的，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贾谊说过：“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第三，和亲并不能限制匈奴的抢掠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匈奴十分骄横。冒顿单于在给高后的信中语言粗鲁，对西汉十分不敬。高后大怒，樊哙要率兵十万攻打匈奴，却吓坏了群臣。季布说：“哙可斩也!”并说樊哙是“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围之事，高后只好忍气吞声，让张释回信。在信中用“弊邑恐惧”、“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等卑恭语言求饶，送去车二乘，马二驷，“因献马，遂和亲”。

　　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每当匈奴掠夺过后，文帝也只能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上几句：“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随信再送去一批财物了事。

　　自刘敬提出和亲以来，和亲与赂遗成为西汉对付匈奴政策的主要手段。自高祖六年(公元前二0一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0年)，《汉书》记载和亲事有九处之多。从这一时期来看，由于力量对比所致，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是好言相敬，财物笼络，乞取和平。因此，和亲只不过是给民族关系上披上了一层和平友好的外衣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和睦亲善。匈奴带来的边患还是不时出现的，从高祖执行和亲政策以来，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来处，正如史书所讲：“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当然，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作用，毕竟带来了几年边境上的比较安宁的时期。如景帝时，匈奴“时时小入盗也，无大寇”。但是，从刘敬首倡和亲的目的来说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

　　汉武帝当政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自是后，匈奴绝和亲”。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匈奴单于却重弹老调：“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双方关系并未缓和。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彻底打败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西汉大外交家张骞分析形势，向武帝出谋划策，他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张骞对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地。当时，乌孙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域强国，也极力想摆脱匈奴的控制。所以，当汉武帝派人结为联姻时，乌孙王同意了。随后，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这次和亲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预期目的。在西汉与乌孙联合进击下，匈奴军屡屡战败，每况愈下。

　　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采取和亲，说明了西汉时期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运用。这个时期的和亲政策，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张骞通使西域时，乌孙王在匈奴和西汉中间到底依靠谁，一直犹豫不决。乌孙王为此派人到西汉进行实际了解，看到西汉的实力强大，才决定与西汉和亲。如果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汉武帝的和亲政策，也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只能重蹈汉初和亲政策的复辙。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为了击败匈奴，同时也为了得到西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西汉这时同意与匈奴和亲，也是有其原因的。尽管汉武帝在对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夏侯胜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可见，国力损耗也是很大的。经过“昭宣中兴”，国力才有所恢复。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当政时期。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有的人认为，是“西汉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民族友措施”。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西汉首先提出和亲，并不等于主动，而是出于被迫，这是其一。其二，应该划清“和亲”与“民族友好”的界限。和亲是统治阶级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民族友好。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和亲在客观上有时也会产生有利于民族友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却不可将某些客观效果视为主观动机。

　　也有人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我认为，对于一种社会现象做出概括性的结论，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得出来的结论也就难免失当。西汉后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才应允。这时的和亲已经不是“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也不是“变相的纳贡”。因此，把西汉和亲政策笼统地做出“屈辱妥协”的论断，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认为，把西汉的和亲政策说成是“打入单于庭，随时侦伺或破坏西汉统治集团中‘联胡或依胡’的反动势力”，“同时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单于的影响，进而左右其决策，而且也不妨伺机进行瓦解匈奴的阴谋活动”。不知此论是否有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否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总之，我国古代民族间的关系，决不象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平等联合”。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历史事实。如果古代民族关系是那么美好，那么，各族人民的斗争不就多此一举了吗?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历史实际，决不能把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地服从于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用现成的公式任意剪裁历史事实，更不能虚构。

　　历史作用

　　汉宣帝即位不久，曾发兵二十余万并联合乌孙的兵力大举进攻匈奴，匈奴遭受重创，“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派专使入汉“请和亲”。宣帝继续奉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政策，正欲结束与匈奴的战争，消弭边患，以“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遂同意其请，于是与匈奴“复修和亲”。双方遂弭兵敦好，断绝了73年之久的和亲关系此时又恢复了。此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大乱，五单于争立，互相杀戮，连年战乱，后来只剩下郅支和呼韩邪两单于对立，形成了匈奴的第一次分裂：郅支占据单于王庭，是为北匈奴;呼韩邪迁于漠南，是为南匈奴。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南匈奴附汉，标志着在汉匈关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后，于公元前36年在汉朝协助下，战胜郅支单于，郅支败亡，北匈奴瓦解。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遂号昭君为“宁胡阏氏”。此后，汉匈之间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代，一直保持了和好关系。“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南北呈现出一派安宁景象。为了纪念这次和亲，汉元帝改元“竟宁”，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包头附近汉墓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残片，据考证乃是西汉末年之物。还有传世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字样，完全同于瓦当残片的文字，很可能是属于同一年代的。西汉末期同匈奴只有“昭君出塞”这一次和亲，所以极有可能这些砖与瓦当是为纪念王昭君和亲而专门制作的。可见汉朝、匈奴两方面对这次和亲均予以相当的重视。

　　和亲是政治活动，它的规格是由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南匈奴归顺于汉时，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已然易位，汉朝尽管应允了呼韩邪的和亲之请，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进一步使匈奴臣服。正因为双方强弱异势，同以往的和亲者相比，这次同匈奴之间的联姻活动，和亲女子的身份最低，仅仅是是“待诏掖庭”的宫女。正因如此，《汉书》记王昭君事，文字甚为疏略，反映了其作者班固对王昭君的轻视。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请婚，汉元帝的反映并不积极。既舍不得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宗室女嫁出塞外，只肯“赐予”宫女。这种规格是低得无可再低了。近代学者王桐龄将汉代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王昭君被划入“不列等”的第七级。他说：“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赐称臣、纳贡、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乃完全为赠品也”。“赐”宫女当然比“降”公主差得远，所以严格说来，“昭君和蕃”算不得汉家皇室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和亲或联姻。汉高祖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失败和匈奴的胜利;汉元帝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胜利和匈奴的失败。虽然都名为“和亲”，但前者是汉“奉”匈奴，而后者是汉“赐”匈奴——性质迥然有异。

　　翦伯赞先生指出：“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所以如此，完全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对比有关。西汉末期时的情况与汉初时已大不相同。从汉武帝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改变了汉朝周围的政治地图，形势对汉朝空前地有利。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三十六国正式内属汉朝，成为西汉政权所管辖的地区。一度是“百蛮大国”的匈奴，经过汉朝军队犁庭扫穴式的军事打击后，势力一蹶不振，再加上天灾频仍，大批人畜死亡，社会经济面临崩溃，遂“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数千人驱畜南下降汉;而且“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匈奴遂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呼韩邪单于为郅支单于所败，被迫退出漠北王庭，他在形势窘迫的情况下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大势，于是决定归附汉朝，稽首称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首次入汉，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宣帝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使其位居诸侯王之上，颁赐给他“匈奴单于玉玺”。在单于之下，二十四长及千户、百户、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皆有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章，印章皆冠以“汉”字。从此时起，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汉王朝成为凌驾于匈奴君臣之上的中央政权。从呼韩邪开始，匈奴“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匈奴对汉朝的臣属关系。“昭君出塞”既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显然与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及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性质大不相同。此时汉朝对匈奴的联姻带有强烈的“权纳怀柔”性质，体现的已不再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出嫁汉女的身份不再是“公主”而是“宫女”。严格说来，这不是“和亲”而是“赐婚”。

　　然而如前文所述，尽管昭君等和亲女子身份低微，但这次和亲规格却相当高，甚至以盛大、隆重形容之也不为过。究其原因，实与昭君的个人魅力与呼韩邪单于机智、权变有关。昭君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在于她罕见的勇气。有学者赞扬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应召……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尽管话中有些溢美之辞，但在汉元帝应允呼韩邪请婚之际，昭君“请掖庭令求行”不能说不是惊世骇俗之举。呼韩邪以昭君为阏氏，而且号为“宁胡阏氏”，也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政治头脑和因时乘势的才能。呼韩邪将一个普通宫女抬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能排除他为昭君绝色而倾倒的因素，但更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朝的尊崇与感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在名义上将“赐婚”改为“和亲”，得体地维持了本民族的自尊。这样一来，汉朝也不好过分怠慢了。于是，顺水推舟地升高了和亲的规格，昭君之兄子王歙也被封为和亲侯，护送昭君出塞。没有这个规格的变化，这次和亲活动势必减色，也就不会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了。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王昭君对于民族和好固然有所贡献，但就其个人遭遇来说，终归是个悲剧。昭君虽然是自愿请行，但那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而抗争的一种方式，决不为了寻求爱情。呼韩邪单于姬妾众多，而且年岁等于昭君三倍左右，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不可能是昭君所钟情的对象。其实事实未必如此，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倘若王昭君不是自愿请行，就只能作为汉朝君主一个备用而未用的玩物，困守在汉宫小小的天地里，青锁红墙，埋没一生。即使有朝一日为皇帝所“幸”，在佳丽数万的汉宫中，昭君也恐怕难免如冯媛、傅昭仪那样“色衰爱弛”的结果。何况在她辞行之后不久，元帝即一病而亡，按照汉制，昭君作为“待诏掖庭”的宫女，将守着灵柩，老死墓园。与此相反，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远赴塞外绝域，其命运可说是发生重大的转折。因她的美貌才情和其来自汉朝的强大背景，在匈奴王庭中享有“母仪行国”的崇高地位——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即是明证。从史书的零星记载来看，昭君在匈奴的家庭婚姻很是圆满。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嫡子雕陶莫皋即单于位。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风俗与法律，作为“庶母”的昭君遂与新单于成婚，又生下两个女儿。相形之下，她倘若留在长安，便只能囚守墓园，郁郁而终;塞外却有着浩淼的苍穹和广阔的草原，展现出一片崭新的自由天地，使她拥有了丰富、充实的生活内容。所以说，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在主观上，她是为了挣脱樊笼，寻求自己新的生活;在客观上，则进一步地密切了双方关系，开启了胡汉和好的新篇章。昭君出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他的两个女儿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都为维护汉匈友好发挥很大作用。汉匈双方都曾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间的矛盾。王莽曾邀请昭君长女须卜居次访问长安，“入侍太后”;汉朝廷封王昭君之侄王歙为和亲侯、王飒为骑都尉展德侯，常派他们出使匈奴，同单于进行联系，斡旋双方关系。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是在匈奴中掌实权的大臣，他们夫妇二人极力促使汉匈和好，因此在建国五年(公元13年)拥立同他们关系亲密的原右犁污王咸为单于，劝导他与汉和亲，进一步密切汉匈关系。总之，“昭君出塞”无疑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更密切了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作家王族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让匈奴和中原像握紧了的两只手，从此再未分开，被排挤出局的郅支像另一只孤独的手，再也抓不住命运的稻草，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便没有了踪迹”。他是用文学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的中原骚人墨客，几乎都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难，所以为之伤感、同情，发而为诗，大多名为“昭君怨”。但正如董老诗中所讽：“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些人宣泄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与历史事实却不相符。独有清代满族诗人彦德以下这首咏昭君诗，不同凡响：“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这可说是眼光公允、切中肯綮的评价。历史为王昭君这位献身民族友好的“远嫁的姑娘”(翦伯赞语)做了最好的鉴定，大青山下、大黑河畔的千年古迹昭君墓就是永恒的物证。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体现了人们对王昭君的钦仰和怀念，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汉书》作者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班固这番议论，概括道出西汉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对匈奴的三种政策，都是“权时施宜”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匈奴采取灵活权变、审时度势的对策，经过长期的搏弈对局，终于出现了西汉末年的景况：“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西汉和亲之策的性质，也具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总的来说，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是消极、无奈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中期对匈奴以战争代替和亲，是在优势下用军事打击为以后有效的羁縻创造条件;同时对乌孙的和亲则是结好与国，组成对付匈奴的政治、军事同盟。后期对匈奴的和亲是其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为的是进一步笼络奉藩称臣的匈奴单于，达到巩固边圉的目的。作为和亲使者的汉女，只能因时乘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说，和亲女子只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可以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她们身不由己，似乎很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动的作用。和亲乌孙的刘解忧与和亲匈奴的王昭君却与众不同，她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在被动的境遇中起到某种主动的作用，尽力为民族和好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的是牺牲自我、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在西汉时期和亲少数民族的汉女当中，人们尤其钦仰和怀念解忧与昭君，概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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