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的历史观，来自西汉时期司马迁编撰的《史记》。2千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史的长度约有5000年，其开端是华夏部落联盟的黄帝和炎帝。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进步，浙江良渚文化逐渐被全社会认识和重视，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在这次，中国考古界改变了封闭和保守的态度，以开放性的姿态，广泛邀请国外考古学家参与研究。与国际上全面否定夏朝不同，浙江良渚文化正在得到国际考古界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文物证实，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具备了王国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史正在被改写，它的长度不是5000年，而是5300年。
由于浙江良渚文化从未出现在任何古文献中，我们对其起源和消失过程一无所知，只能通过考古出土的证据进行推测。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大约有300多处，它们的地层剖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断层，说明它们消失于同一时期。在文化断层上面，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
通过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相对照，专家们发现在夏朝前期，全球都经历了一场大范围的气候突变，引发了史前大洪水。这场自然灾害持续百年，淹没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良渚人构筑的巨大堤坝，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王国。那么，成千上万的良渚人都去往何方了?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浙江良渚文化在被史前大洪水毁灭以后，良渚人分为两支向外迁徙。其中一支迁往北方，与当时的华夏部落联盟，也就是龙山文化族群发生冲突。在战败后，良渚文化被龙山文化吸收和融合。我们经常能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良渚文化的玉器。例如江苏北部的青墩遗址和花厅遗址，都出土过良渚人的祭祀礼器——玉琮。
另外一支良渚人，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上游迁徙，他们有的进入四川地区，给蜀人带来了先进文化，促使三星堆遗址开始爆发式发展。有的从长江中上游进入陕西黄土高原，与当地的华夏部落融合。比如在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他们的玉器技术也是突然爆发，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随处可见。
可能有些人要问，为什么良渚人不往南方迁徙呢?一是因为南方当时还是蛮荒之地，为了生存而逃难，自然要逃向比较发达的地区。二是史前大洪水过后，南方地区也是一片沼泽，并不适合良渚人繁衍生息。
考古学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夏朝和商朝中前期，近1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是荒无人烟，一片死寂，没有留下任何大型的聚落文化遗址。有人说上海松江地区的广富林文化，可以弥补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的文化空白。但迄今为止，不管是从文化延续时间上，还是从出土文物的类型上，似乎都没有达到考古学家的预期。
一直到商朝晚期，太湖流域出现了马桥文化，被认为是越国文化的代表类型。而马桥文化非常原始，无论是玉器制造技术、陶器制造水平，还是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水平，都远远落后于良渚文化。因此，马桥文化并不是良渚文化的延续，越国人也不是良渚人的后代。
考古界普遍认为，商朝晚期在太湖流域活动的越国人，他们来自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和江西等地区，是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在春秋末年越国灭亡后，越国人重新回到了他们的“祖地”，即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地区。到西汉时期，越国人建立了三个王国，分别是温州地区的东瓯国，广东地区的南越国和福建地区的闽越国。
如果越国与良渚文化没有关联，那么同为春秋五霸之一，同处南方的吴国呢?
其实，吴国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这在司马迁的《史记》的《吴太伯世家》中有详细记载。在商朝晚期，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太王古公，生了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据说，太伯和仲雍知道自己资质平平，无法担当治国大任。为了把王位让给季历，他们“出奔”吴地，建立了国家。周武王灭商后，就把他们的后人周章封为吴侯。这就是著名的“周太伯奔吴”的典故。
不论周太伯奔吴是真的让贤，还是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也不管最早的吴国是在江苏地区，还是后来迁徙到南方的。总之，从吴国人追认太伯和仲雍为先祖的传统，可以反映他们确实来自中原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证明，吴国在文化上更加接近于中原风格，而与浙江良渚文化没有任何关联。
可见，吴国和越国都没有继承良渚文化。在商周时期，他们曾经关系亲密，堪称兄弟之邦。后来，吴国军队进攻太湖流域，赶走了原来在这里生活的越国人。伍子胥奉吴王阖闾之命，“观天象、测地理、选天命之地”，建造了苏州城。正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吴国和越国开始反目成仇，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吴越争霸。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商贾范蠡和美女西施等历史名人，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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