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近代史，我们便会对“天朝上国”这个概念不会陌生。一般来讲，满清士大夫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洋人的船坚炮利时，不仅不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反而充斥着盲目的自信，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而别人不过是“蕞尔小邦”，是蛮夷。

　　当然，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当时人是多么的愚昧。其实大可不必，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成为古人，别人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充满同情与敬意，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

　　图1 《万国来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天朝上国”的前世今生，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天朝上国”并非一个事实的描述，而是一个价值问题，即认为自己处于天下的中心，自己所代表的文明是最优越的，由此来判定华夏与夷狄。当然，在16世纪以前，这种价值的判断与历史事实是同一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文化辐射到较广的范围，如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朝鲜、日本、越南如是。但是自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史开始形成，西方国家逐渐崛起，与此同时伴随的是中华帝国的崩溃。如果此时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无疑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一种盲目的陶醉。

　　图2 禹贡九州图

　　一、天下观的下的朝贡外交

　　先秦时期，很多思想家开始思考世界，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对世界的看法。时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总体空间叫作“天下”，天下共由“九州”构成。(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说”和“小九州说”)此外，还有一种看法，就将天下划分为“五服”，此以周人为典型。所谓的“五服”由内向外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一服之间的距离是五百里。

　　无论是“九州”的划分还是“五服”的划分，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天下为天子所有，天子代天临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天下”的划分，古人又根据地理位置和文明的程度区分了华夏与夷狄，具体则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图3 记录商鞅变法后耕作景象的石刻

　　图4 商鞅变法

　　当然，地理位置的划分并不是主要的，所谓的夷夏之别最主要的还是文明程度的不同。为何如此说呢?因为“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哪怕你是夷狄，如果心向中原文明，接受这套教化，你就可以成为华夏的一份子。比如春秋时期的楚国，一直被视为蛮夷，因为进行了一系列文明化的改革，故而获得了中原王朝认可。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虎狼之邦”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逐渐富国强兵，走上法制化道路，以至于荀子对之赞不绝口，认为其有古代遗风。

　　这种“天下观”到了秦汉以后，则体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种“朝贡关系”，如汉代与乌桓、扶余、月氏等国的外交关系。到了曹魏时期则“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支、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武功的强盛，这种关系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如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其一视同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此，周边国家对唐太宗极为拥护，称之为“天可汗”。

　　图5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图为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和亲使者禄东赞

　　二、朝贡外交下的天朝意识

　　到了宋代，其所面对的外交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周边的少数民族已经与过去不同了，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除了风俗、服饰、饮食等方面可能与汉人存在较大差异外，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与汉人几无差别。如辽、金、西夏都进行了改革，政治制度仿照汉族政权而设立，并采取科举取士，信奉儒家文化。说句不恰当的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因此，我们再看待宋朝的时候不能一味的批评它对外军事软弱，如果能够理性、客观的看待当时的政治格局就不会得出如此充斥着情绪化的、婴孩般的想法。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交关系，因此华夷之别这个问题重新被唤醒，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宋太宗时期采取过“雍熙北伐”，可惜功败垂成。如此，传统的朝贡贸易便不复存在，宋朝甚至还要向这些国家输送“岁币”。如此，宋朝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空前强化，对夷夏之别的问题更加强调。虽然在军事上无法战胜这些国家，但至少在文化上是有优势的。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过《中国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他希望“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因为四夷的风俗是“被发纹身”、“毛衣穴居”，与中原绝不相同。

　　图6 宋朝的上层阶级生活 (北宋-赵佶-文会图)

　　三、走向奔溃的虚幻的天朝意识

　　明清时期，“天朝意识”可谓是登峰造极，如明太祖攻打蒙古的口号便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明朝鼎定后，为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朱元璋说道：“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讬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这样使得明朝维护了与周边国家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而支撑这种关系的便是朝贡外交，周边国家只要承认明朝，就会得到很多赏赐，郑和下西洋便是将这种朝贡贸易发挥到历史上的顶峰。

　　明朝我们不再展开，就说说清朝吧。关于“天朝上国”最为有名的当属马戈尔尼访华。当时使团不愿意下跪，而乾隆皇帝认为这有关国体，断不可议论。最后马戈尔尼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妥协，采取了单膝下跪的折中做法。

　　图7 马戛尔尼晋见乾隆

　　此外，更为离奇的是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来信，被翻译者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变成了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经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明眼人一看，这封书信就是被篡改过的，但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依然沉醉于其中。

　　这无疑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一种盲目的陶醉!这是十分可笑的，既缺乏自知之明，也缺乏知人之明，无论什么时候也是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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