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最初二十年，英国国王仍是乔治三世，但因长期癫痫，由其长子摄政。1820年，乔治三世死了，摄政王即位，称乔治四世(1820-1830)。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依靠托利党进行统治。从1812年起，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内阁长期执政。这内阁有大法官艾尔顿勋爵兼上议院领袖，外交大臣卡色瑞兼下议院领袖，内政大臣席德默斯。
这些都是当时反动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拜伦和雪莱所攻击的主要对象。1822年，卡色瑞自杀，内阁改组，容纳了一些“革新分子”，包括乔治·坎宁和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享有盛名的罗伯特·庇尔(1788到1850)，于是托利党内阁在施政方针上起了一些变动。“自由托利派”并不是真正的革新者，但是他们认识到，为了巩固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统治，必须对工业资本家和人民大众作出一定让步。1823年，与欧洲大陆国家协商，各自放低关税壁垒，于是对外贸易趋向活跃。1824年，撤销1799年和1800年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
于是工会变成合法组织，但在次年又通过补充法令禁止某种集会并授权地方治安惩处工人胁迫行动，其目的在于禁止罢工。1826年，对谷物法放宽尺度，规定国内粮价每夸特达六十六先令时准许粮食进口。外交政策也有一些变动。原先在卡色瑞当政时代，英国政府一贯干涉欧美民族运动，“自由托利派”摆脱欧洲反动集团神圣同盟的约束，毅然承认南美洲诸共和国(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的独立。在希腊和土耳其帝国斗争、争取独立的时候，它采取中立政策。
1827年7月它又同法国和俄国达成协议，承认希腊的自治。因此，坎宁等赢得被压迫民族的“保护者”和“解放者”的美名。但是实际上，“自由托利派”只是为了资产阶级拉拢海外关系，开辟海外市场，借以缓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自由托利派”的对内、对外政策获得英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它反对当时带有根本性的议会改革。
187年，坎宁死了，内阁改组，由右翼托利党人掌握政权，国内阶级矛盾又趋尖锐。1830年，乔治四世死了，他的弟弟继位，称威廉四世(1830到1837)，内阁首相是惠灵顿公爵。右翼托利党人以为借重“铁公爵”的威望可以镇压群众运动，但是从1825年波及全国经济的第一次工业危机爆发以来，连续四五年，经济萧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力图利用群众力量争取议会改革。1830年，银行家阿特乌德、激进分子普莱斯等在伦敦组织伯明翰政治联盟协会，其他许多城市也有类似组织，各自展开活动。
参加者除工业资产阶级外，也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到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时期，议会改革运动达到高潮。多年失势的辉格党抓住这机会，想把工业资产阶级拉过来，以扩大自己的基础并攫取政权，于是草拟改革法案。惠灵顿被迫下台，辉格党人格雷勋爵(1764—1845)出任首相，罗素勋爵向下议院提出改革法案。这时工业城市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工人阶级特别激动。在布里斯多城，因有反对改革的议员前往阻挠，发生暴动城市被焚毁了一大部分，英国似乎已到了革命前夕。
1831年9月下议院通过改革法案，上议院坚决反对，后来，由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于1832年6月被迫同意改革法案，对议会选举制度作了几项改变:一、撤销五十六个“衰败选区”，减少三十个“衰败选区”的议席，总共空出一百四十三个议席;二、把空出的议席另行分配，二十二个大城市各得二席，二十个中等城市各得一席，各郡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议席均有所增加;三、扩大选民范围，在城市每年收入达十英镑的房主和每年付房租达十英镑的房客，在各郡每年收入达十英镑的土地持有者和每年收入达五十英镑的租地经营者，都有选举权。
这样，选民数字从四十三万五千人增至六十七万多人，可是这一数字也只占全国成年男子总人数的九分之一。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马克思论述这法案时写道:“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强大的、看来似乎成功的人民运动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结果。”
小编认为，这一法案的历史意义在于统治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同盟的成员扩大了，除了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之外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这个同盟。马克思指出:“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后最先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金融贵族。1831年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即英国人称为millocracy的工业资产阶级巨头也参加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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