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朝入关以来文治武功都非常了不起的皇帝，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讨伐准格尔，为治理黄河，他曾六次南巡，对民生民情的了解远远胜过清朝历代皇帝。历史上有名的密奏制度，就是出自他手。
密奏制度的起源正是出自他的六次南巡。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勘察整治黄河的工程进度,但是在南巡途中却发现,驻外大臣所奏报的情况与他亲眼所见大有出入,他认识到多设耳目的重要性,于是开始鼓励宠信的大臣写秘密报告,将地方民情及当地官员的动向以密折上奏。
其中,江南织造便是康熙帝搜罗江南情报的站点。无论是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信息,都是康熙帝收集的对象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江南织造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帝批曰:“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康熙四十七年,李煦又上一密折结果被送折的家人在路上弄丢了,李煦惊恐万状。康熙帝朱批说:“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意思是说，他本可以以此治李煦之罪，但是如果治罪，这种密奏制度就大白于天下了。可见,皇帝派人暗访密奏,并不是件公开的事,为避免外人知道,也就宽免了李煦。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康熙帝钦点的有权密报的臣之一。曹寅年少时曾为康熙帝的伴读,后在朝中做过官,与康熙大帝的关系匪浅。后来曹寅外放为两淮御史,康熙帝因此嘱咐他要多写密奏,汇报地方舆情。康熙帝向曹寅说:“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于是曹寅将南京考场弊案、退休官员平日的活动等地方动态,都密奏上报给康熙帝。
除了掌握江南情形之外,康熙帝也会在京城中刻意设下耳目康熙帝曾要求他宠信的京中官吏将京城发生的事,巨细无遗地用密折向他报告。王鸿绪就曾是康熙帝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在呈给康熙帝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康熙帝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王鸿绪也多次向皇帝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本是一介儒生,身受圣恩提拔重用,不胜感激惶悚之至。臣惟有竭尽犬马之劳,用一片忠诚之心报效皇上与皇上所奏之事,绝对三缄其口,即使亲如父子兄弟,也决不相告。”
康熙帝晚年为掌控诸位皇子,也多次利用密折了解情况。康熙四十六年春，南巡之际,当他听说朝中有人在江南购买女子时,即委托给王鸿绪一项秘密使命:查访买卖江南女子的幕后指使。据王鸿绪密访,“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又一婢,七十两。侍卫迈子现在各处买人。广善库郎中德成格头有妇人,闻现在船上”。这几位买主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侍,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交结要紧人员”。康熙帝对王鸿绪刺探的密报非常警觉,又立即令其进一步弄清背后指使,再密奏。王鸿绪又密报称,自己奉旨密访之事,外人似乎已有所知。他说:“自圣驾到虎丘,范溥向亲戚程某云:“有汉大臣说我不好,我不去送驾罢!程某云:是太监与你的话么?范溥云:‘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康熙帝立即在王鸿绪密折上批谕:“此第一等人是谁?”王鸿绪遵旨再次托人找到程某,问:“这第一等人是亲近侍卫们,还是更在上一层的人呢?”程某回答:“这不敢说。”王鸿绪仍不罢休,复托人去苏州打听,程某说:“这人岂是平等,我万万不敢说的。”王鸿绪将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向皇帝汇报。聪明的康熙帝立即明白这“第一等人”便是皇太子,由此更增加了他对皇太子为非作歹的警觉，这也成为康熙后面两废太子的主因之一。
康熙将密折列为澄清吏治，监察百官的最高机密,因此对密折呈送过程设计了一套周详的保密措施。大臣呈报的密折必须放在盒子里用火漆封牢;如果密折已有被拆开的痕迹,康熙帝就不做批示。康熙帝还将御批的密折一概都发回给报告的大臣,手边从不留底稿,意在警告密奏的大臣:内容如有外泄,责任都在大臣身上。这是他严格要求臣僚保密的手段,可见康熙帝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康熙帝不仅在密折上奏过程要求大臣严加保密,他自己对密折的批示也十分慎重。康熙帝批示密折从不假手他人,某次他因为右手病痛不能写字,旋即改用左手批示密折。
密折制度可以更有效的让皇帝了解官场民生的真实情况，而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真心办事的官员的人身安全，鼓励了群臣说真话办真事的风气。但是，它使清代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造就了更多更大的封建集权下的政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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