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秦桧，这个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名录的家伙，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的。说起秦桧的“名言”，天下人知道的可能是那句诬陷害死岳飞的“莫须有”。但是，除了“莫须有”，很少有人知道秦桧还有一句真正的“名言”，就是“私史害正道”。千万别看轻了这几个字的“名言”，因为它所牵涉的不仅仅是三几个人的命运，它还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演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5年)，也是岳飞被冤死的第三个年头。一心要与金人议和，以求偏安的宋高宗以及秦桧，尽管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却无法钳制天下人汹汹之口。自靖康之变后，天下发生的事情如此之多，因此，民间记录当时史事，竟一时蔚然成风。而秦桧也知道，自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一定会被秉笔直书的史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他除了排斥政敌和异己之外，还向宋高宗上书说：“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遂向宋高宗献策，请求禁绝野史。对原本就心虚的宋高宗来说，此策正中下怀。由是，在秦桧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大规模的打击民间舆论的行动开始了。
对宋代的历史文化而言，秦桧发起的禁私史运动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譬如：《涑水纪闻》是北宋司马光撰写的一部纪实笔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反“私史害正道”的运动中，司马光的曾孙不但不敢承认他曾祖父的著作权，还被迫交出了《涑水纪闻》的大部分原稿，遂遭焚毁，致使后世所流传下来的只是该书中幸存的一小部分。又譬如：学者李光，不仅本人遭到秦桧的迫害，还祸延所藏图书。其家人在秦桧的淫威下，不得不把家藏的万余卷图书尽皆焚毁。
为了树立自己在历史中的正面形象，秦桧一方面禁毁私史，另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儿子秦熺安排在史官的位置上(《宋史.奸臣三》载录：“桧乞禁野史，又命子喜以秘书少监领国史”)。由此，官家的档案史册上就只剩下对他的歌功颂德了。
其实，秦桧的所谓“私史害正道”，不过是一块为了掩盖自己罪行的遮羞布而已。其中“私”和“正”的标准是极其清楚的，只要是对他不利的，就是“私史”，就是“诽谤”，就要遭到禁毁。如果将这样的“私史”都禁毁了，那天下还会剩下什么样的“正道”呢?所以说，“私史害正道”归根到底就是官方为了钳制舆论的一种说词。说实话，一个秦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私史害正道”从此流传开来，遂成为权力拥有者排斥和打击异己异见最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自古以来，私史就是与官史并行不悖的。唯如此，后人对历史的观察才会有一个多维的、立体的角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其实就是孔子所作的一部“私史”。因为有圣人作榜样，中国文人历来就有重视“私史”的传统。很多后来被定为正史的史籍，其实就是文人撰写的“私史”。譬如班固的《汉书》，李延寿的《南史》等等。这表明，尽管“官”、“私”史籍的“口径”不甚一致，难免会让执政者恼火。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执政者对这种“私史”传统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包容度。当然，也有少数君王因为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怒火而大施狠手的;但，这样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这也许就是后来的执政者，对禁毁“私史”总要三思而行的重要原因吧?
可恨的是，正是秦桧的“名言”“私史害正道”，使得一些执政者的思路豁然开朗了，他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禁绝“私史”的重要依据，“私史”危害了“正道”，我不处置你行吗?
明令禁止私人作史的先河从南宋一开，野蛮就益发肆虐了。清初浙江乌程盲人庄廷珑遍邀江南名士私修明史，书成后，庄廷珑病死，由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久，此事被人告发。该案被清廷冠上了“私修明史”意在“反清复明”的罪名。不仅书被焚毁，还将死者开棺戮尸，并殃及其老父及整个家族。与此同时，凡此书的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案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也许，以“私史害正道”为借口，执政者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程度上对舆论进行钳制。但是，正如俗话说的：“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的真相总会借助各种方式和渠道，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尽管有时会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终竟会有明朗清晰的那一天。“私史害正道”的始作俑者秦桧，尽管如此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可又何曾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耳目?到头来，还不是落了个和老婆及帮凶一起，赤身裸体地跪在岳飞墓前的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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