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在西安告别妻儿，踏上流放之旅。
流放边疆，对于许多官员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将面临精神和肉体的双层折磨。所以，许多官员受到流放的惩罚后，宁愿选择自杀。
可是，林则徐在流放途中，依然还在忧国忧民，并不担忧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前途，还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千古名句，传唱至今。
同时，林则徐时刻关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展，打听有关信息。1842年9月3日，林则徐抵达兰州后，从兰州道员唐树义口中获知了老朋友姚椿、王柏心的消息，喜出望外，立即挥笔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林则徐痛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他离战场越远，越觉得心急如焚。至于祸福死生之类，早已置之度外了。
接下来，林则徐回顾了虎门销烟的前因后果：“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及至羊城，以一纸谕夷，宣布德威，不数日即得其缴烟之稟。收缴之后，并未罪其一人。它国均已遵具，惟义律与积贯卖烟者十余人，屡形反复，致与舟师接仗。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林则徐认为，虎门销烟，自己做得仁至义尽，并没有将英国商贩问罪。只是义律等人背信弃义，从而引发了战争。
一路上，林则徐在脑海里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进行复盘，寻求应对之策。他提出，应对英军的策略无非是两条。一是筹划建造舰船和大炮，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力争水上主动出击，改变此前株守陆战的打法。二是立足于本地，招募当地壮勇，编练成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以此作为防御敌人的主力部队，不要从远方调集部队。
毫无疑问，林则徐这两个策略，都极具前瞻性。多年以后，李鸿章和曾国藩分别将这两个策略落到实处——李鸿章建立了一支北洋水师，曾国藩则在湖南本地打造了一支湘军。
林则徐将自己的建议浓缩成八个字“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他强调武器、技术的改进，更强调军队的士气。
在这封信的最后，林则徐还大胆地设想，如果东南沿海被英军占领，“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这就是说，要以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为后方，进行持久抗战，直至把敌人赶出国门，绝不能向敌人妥协屈服。
遗憾的是，林则徐当时已经是罪人之身。他提出的这些策略，虽然很有针对性，但只能在友人之间交流，并不能传递到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那里，转化成克敌制胜的法宝。
美国学者张馨保很欣赏林则徐的这些策略，他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文指出：“许多历史学者指责林钦差的总政策是落后的产物，这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林则徐提出的“持久战”理念，“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人的战争中所实行的战略十分相似”。他断言：“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件被发现并得到研究，西方历史学家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价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林则徐地下有知，一定会因为有张馨保这样的知己而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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