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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哪个朝代的吏治最成功，肯定非宋朝莫属。宋朝出现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包拯这样一些数不清的彪炳千秋的大政治家。宋朝的官员们大多都敢仗义执言，他们的政治人格是最健全的。宋朝官员们的贪腐现象，在历朝历代的比较中，也是最少的。宋朝的农民起义虽然很多，也有官逼民反的现象，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的规模都不大，而且很容易就被平定了。之所以规模不大，又容易被平定，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员贪腐造成的社会矛盾没有那么尖锐。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想保持良好的吏治，就应该用重典。只有严厉惩治，才能保持风清气正。但是宋朝却很少用重典，宋朝对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比较友善，很少像秦朝、明朝那样严酷杀戮。宋太祖立下的“不准杀文人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碑，虽然并不完全确定其真实性，但是宋朝确实很少对官员进行残酷的肉体处罚。没有进行残酷的肉体处罚，而宋朝却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吏治氛围，那么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宋朝没有极端的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是皇权制国家，皇权是一种极权。为了加强皇权制的极权力量，中国往往会做严厉的规定，极力限制大臣的权利，提高皇帝的权力。
限制大臣的权力，也就是限制大臣发表观点的权利和自己做主的权力。就算大臣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如果皇帝不同意，你也不能实施，而且你还不准反对。更为吊诡的是，你还不能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你要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博取了“贤臣”“贤王”这样的名声，就没有体现出皇帝的“英明神武”“皇恩浩荡”。这样，你对皇帝就是一种威胁，皇帝就会猜忌你。
萧何当宰相的时候，兢兢业业地做事情，恪尽职守，不谋私利。结果他这样的做法，让刘邦非常猜忌他。萧何最后为了减除刘邦对他的猜忌，竟然开始“自污”，收受贿赂，把自己变成一个“贪官”。而当他变成“贪官”以后，刘邦才对他放心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皇权制的极端统照下，大臣的人格形象是扭曲而变异的。
宋朝不是这样的。宋朝皇帝的权力，相对来说要少得多。
范仲淹向皇帝提建议，皇帝不听，把范仲淹贬谪，连续贬谪了三次。但每次贬谪以后，不是讨厌他，反而是敬重他的忠心，又重新任用他。最后甚至用他当宰相，领导“庆历新政”的改革。
包拯仗义执言，敢于在皇帝面前直截了当地说话，把脑袋都凑进了皇帝怀里，甚至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
正是因为宋朝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张扬大臣的个性，这种追求人格平等的做法，大臣们贪污腐化的情况反而并不多。
二、宋朝大臣有源自内心的道德自律。
我们知道，程朱理学产生于宋朝。
由于一直以来，我们把封建伦理视为“洪水猛兽”，因此，对宋朝产生的程朱理学持普遍贬斥的态度。认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人性的压制，是封建统治阶级束缚老百姓的手段。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应该看到，程朱理学其实是一场源自于士人阶层内心的道德自律。它要求士人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贪婪的欲望，是士人对道德完善的追求。也就是说，首先是士人的自我要求，最后才延伸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变成一种礼教规范。
从这个角度来说，程朱理学对于吏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有源自于内心的力量，都会强于外部的约束。秦朝虽然有严苛的法律，明朝的朱元璋虽然对贪腐官员进行严厉的肉体惩罚，但是，却都不能打动官员的内心。打动官员内心的，只有他们对自己的自我管理。
三、宋朝官员岗位和薪俸普遍高于其它朝代。
宋朝官员的就业岗位是历朝历代最多的，有官、职、差遣三种不同的官位体系，这些体系还可以是相互分离的。这样，就给了读书求仕途的读书人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矛盾就没有其它朝代那么尖锐了。
同时，据史料统计，宋朝官员的薪俸，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宰相的年薪达到了一年300万，比当下很多高管的年薪都高。
我们都知道一句“高薪养廉”的话。虽然这个话不一定正确，但是官员的薪俸一旦变高了，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在当官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想办法捞钱，用以补贴入不敷出的家用。这样，贪腐行为自然就减少了，官场风清气正的局面，自然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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