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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专制统治时代，朝政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作为清代杰出的君王，康熙在成功地解决了宗室内的争权夺利的问题后，三藩问题就成了亲政不久的康熙所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国政大事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分别镇守云南、广东，福建，其手握重兵，雄霸一方，在自己的辖地里胡作非为，长此以往，终究会养虎为患。对此，康熙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一直在做撤藩的努力，但毕意三藩势力雄厚，并不是一撤就能解决问题的，摘不好连江山也有可能赔进去。然面，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有准备，有眼光的人则善于把握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尚可喜上疏事件。
康熙十二年二月，广东藩王尚可喜因与其子尚之信关系恶化，其子在广东藩内酗酒嗜杀，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而尚可喜当时已年届古稀，无力管制，且一再受到尚之信排挤，于是便借年老之名上疏康熙，请归老江东，由之信袭爵留镇。这样，既可以摒弃朝廷之嫌，又可避其子之害。同时，又提出带两佐领官兵作为护随，其余藩下所属人口共24000多人，一同随他回辽东的条件。
康熙接读尚可喜的奏疏，自然是满心欢喜，这正好成为其撤藩的突破口，于是立即批复，除表彰尚可喜“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的汗马功劳外，特别赞扬他归老辽东的奏疏，“情词显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联心深为喜悦”等。同时，关于其提出的条件，康熙则认为，既然撤藩就必须连根拔起，而不是将老的换为小的，那样就等于没撤，只是通过朝廷重新任命了一下新的藩王而已。于是，康熙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此事时，明确表明此藩必撤。经过讨论，结果出来了，就是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但尚之信等全藩人马亦须全部北撤，否则父子两人一南一北，不便于家人团聚。也就是说，在表面尊重藩王意见的情况下，将藩镇事实上撤掉了。
看了这么多，读者或许会问，讲了这么多事情，究竟与康照撤藩之议有何关系?究竟与吴三桂反清有何关系呢?其实，这里的确有莫大的关系。
正是由于康熙批准了尚可喜的奏疏;才使吴三桂、耿精忠两位藩王不安起来，惶惶不可终日。他俩从来没有像尚可喜那样萌发过功成身退的想法，但是，如果自己不上疏，难道要让朝廷逼令撤藩吗?那时，自己不是更被动吗?而且，朝延未必就批准他们奏疏，但是，朝廷要真批准了，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一系列问题折磨着两位藩王。
在此两难境地下，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耿精忠先上疏了，其奏：“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衹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言辞间既委婉曲折地表达了疏靖撤藩非所自愿的心情，又解释了自己何以没有及早引退的原由，用心可谓良苦。
耿精忠的这一步棋，令吴三桂更加被动，于是于同年七月三日，无可奈何地向康熙上了自请撤藩的奏疏：“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岁，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保，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启。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与耿精忠之奏硫几乎如出一辙。
面对三份奏疏请撤安插，康熙自是喜不自禁，便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关于吴、耿二藩的撤离问题。对此，清廷内部各执一词，主撤者仅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人，其他官员则认为滇黔苗蛮杂处，不得稍懈防御，如将吴三桂等撤离，必遭遣满洲官兵戍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将使沿途地方民驿苦累，况且有可能引发吴三桂兵变。而康熙却丝毫未动摇，他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今日撒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否则“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他断然否决众议，明示“吴三桂请旨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于起行时，另行奏请。”
康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673年9月16日)，康熙下令三藩并撤。吴三桂闻知这一信息，大失所望，没想到自己弄假成真，不料康熙竟将计就计，于是在撤藩使臣来到后，便百般刁难，提出诸多苛刻条件，。对此，康熙都耐心地予以成全，使之“无以为辞”。终于，无计可施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传檄四方，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即公开反清叛乱了。
虽然康认为”今撤反，不撤亦反”，但究意吴三挂是否欲反清复明现在还是一个谜团，因而可以看出，无论出于何目的，反清也罢，自保也罢，康熙之撤藩决议，的确引发了吴三桂的反清之乱，这二者之间，不是因果之必导之源，也是直接的导火之线索一条，这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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