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改革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公元565年正月，西魏政府在中央政府组织形式方面采用了一种新颖但却复古的制度—六官制，这一年是西魏王朝的最后一年。这年十月把持西魏大权的宇文泰病逝，第二年正月，他的儿子宇文觉取代魏帝，建立北周。但是，新政权把六官制完全继承下来，一直行用了二十四年之久直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这个复古的官制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说六官制复古，是因为它完全套用了《周礼》中的官职名称与政府组织形式。
《周礼·六官》是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专著，它因将中央政府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机构而得名，它的内容很受些儒家思想浓厚的君臣喜爱。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位以后，也曾借鉴过这一制度。但是，这种复古的做法，却给他的政权带来了很大伤害，他最终与这一复古制度同归于尽。五百多年以后，又一位权臣，置时空差距于不顾，再次把这一套老掉牙的制度搬上政治舞台，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宇文泰只是指出了以六官组建政府的方向，真正主持其事，制定具体制度的，是他最为信赖的苏绰。但是，苏绰明白，一千多年前的政府组织形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套用，能够套用的，只能是形式即官名，除此而外的所有内容，必须与西魏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所以，六官制的制定，远非照葫芦画瓢那么简单，要做到旧瓶装新酒，苏绰还必须付出很大的心血。
遗憾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苏绰没有完成宇文泰的重托，就于公元546有年去世了。好在六官制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继承者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就可以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其后，一位名叫卢辩的官员接替了这项工作。十年以后，凝聚着苏绰心血和希望的六官制终于间世并得到了推行，可惜苏绰已经无法见到了。宇文泰与苏绰不惜背着复古的名义制定六官制，肯定有与东魏、萧梁争夺华夏正统的意思。当时三国对峙，无不以正统自居。东魏所在的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的萧梁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在争夺正统时，似乎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
而西魏所在的关中地区少数民族纵横驰骋，汉文化的色彩大大减弱，如果认为西魏代表了华夏正统政权，恐怕宇文泰本人也觉得有点理亏气短。但是，现状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说起华夏正统，没有哪个王朝比得上一千多年前的周朝，汉族人顶礼膜拜的文、武、周、孔这些大圣人，不都是生活在周朝吗?所以，周朝才是华夏的祖先。当西魏采用周朝的六官，来组织中央政府时，也就与华夏正统间接扯上了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那么疏远，但却已足够令心虚的字文泰直起腰杆，与其他两个以正统自居的偏霸一争短长了。
当然，如此耗费心血的六官制度，如果仅仅替西魏争正统，未免有点资源浪费，它还肩负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即打破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清官"、"浊官"概念，消灭官员争夺清官的恶劣倾向，当然，最终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士家大族。
说起士家大族，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不考虑萌芽期，只就它的形成而论，应该是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距离西魏大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客观地说，士族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比如大文学家谢灵运，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大画家顾恺之等人，是最显著的例子，他们的存在，似乎证明世家子弟并不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但是，对政治的影响，士族高门更多体现了负面作用。在东晋以前，士家大族还有一定的活力，其中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帅，也不乏处理政务的能手。他们的拼搏，为后代挣来了一份过于优越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即令现在的高干子弟也自愧弗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士族子弟只要有步入仕途的愿望，就绝不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哪怕是一名白痴。至于能否征战杀伐，能否安邦治国，或者能否处理基本的政务，他们都不必考虑，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对他们的仕途造成丝毫影响。
人是一种既贪婪又懒惰的动物，如果条件允许，没有几个人愿意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同样，如果条件允许，大多数人也绝不会拒绝唾手可得的利益，士族子弟现在恰好具备了这种条件。俸禄本来是对工作的报酬，但是，在士族子弟那里，俸禄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因为他们担任的，多是一些薪酬很高的闲职。这些官职大多数与文化有关，如秘书郎、著作郎、黄门侍郎之类。
至于那些职繁任重、俸禄微薄的官职，士族子弟很不愿意担任，比如类似现在监察部长的御史中丞，以及相当各部司长的尚书郎，在今人看来都是肥缺，但那时的士族子弟却不屑为之，他们担任这样的官职，就等于掉了身价，因为这些官职事务过于繁杂、沉重。至于有可能战死沙场的武职，他们自然更不会担任。久而久之，南朝政府的官职在人们眼中，习惯性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清官，职闲廪重，大多被士族垄断;另一类是浊官，职繁康轻，全部由庶族担任。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清、浊官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官趋之若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当不合理的现象，领取高薪的官员并不处理政务，效命沙场;而俸禄微薄的官员却要终日埋首于政务之中，或血染沙场。这种与按劳分配相反的分配制度，大大挫伤了庶族官员的积极性，而且在政界造成轻视政务的恶劣风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国家趋于灭亡。南朝各代积弱不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由鲜卑族建立的北朝，本来崇尚武功和军事，所以，不存在重文轻武的习气，自然也没有清浊官的概念，而且北朝的皇权一般都相当强大，像南朝那种职闲廖重的官员，在北朝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但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南方汉族政权的习气，渐渐侵染到北魏帝国，那里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清浊官的概念也开始萌芽。在一批军将的拥立下，西魏政权建立了，这也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政权。但是，此时南方的萧梁，清浊观念积习已深。为了免受侵扰，宇文泰和苏绰两人肯定在一直苦思冥想。
最后他们灵光突现，有了用周朝六官制来改造现有政府的想法。南朝的清、浊和文、武，从官职名称上就可以判然两分，像上面提到的秘书郎等官，一望而知是纯粹的文化官员，如果担任这样的职务，自然受人尊敬，反之就会身价大减。但是，六官制的出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因为在六官制下，从官名上很难分辨清浊与文武。比如同属正七命的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似乎很难看出这些官员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而低级别的官吏如同属正一命的司会旅、宗正、党正旅等，如果不去深究其职责，也无法看出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所以，六官制的制定和推行，轻易泯灭了清浊、文武的概念，至少从官名上，士族无法显示高贵的身份了。
既然没有清、浊的对应，也就没有了职闲廪重和职繁禄微，所有官员都是专制政权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是否受到尊敬，与是否受重视有关。苏绰制定六官制，复古的外衣下，孕育着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南朝官僚制度中的腐败因子通往西魏、北周的道路，就这样被截断了。西魏及其以后的北周，在免除了这次严重的传染以后，愈益健壮，为最后隋唐官僚帝国的出现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在选拔国家官员方面，苏绰向传统的选拔方式进行了挑战，他在六条诏书的第四条"擢贤良"中，提出了选官"当不限门荫，唯在得人"的原则，这对士族子弟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不限门荫，唯在得人",是指选拔官员，不看出身和家世，只看被选拔之人是否是合适的人才。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原则理所当然，没有丝毫令人称奇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声音就显得非常异样，可以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家世只不过是祖先业绩的反映，本来与子孙后代是否贤能，扯不上关系。但是，士族形成以后，国家选拔官员时，便引进了家世一项。不过，家世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除此而外，道德、才能也在考虑之中。士族势力壮大以后，道德、才能在选官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从此以后，家世高贵的，代出显宦;而门第低微者，沉于下僚。西晋人说的"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指斥这种社会现象。到了南朝，家世完全取代了德才，成为唯一的选官标准。
在确定某人担任何种职务前，选举部门要做的工作，只是核查一下此人的家谱，根据他的祖先任职情况来确定此人的官位和官职。选官依靠家谱，这在当时人称为依仗"冢中枯骨",因为士族的祖先早已成为枯骨了。这就意味着，这种选官方式不但得不到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且被选出的官员，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对国君也没有一点感恩之心。自己得到的荣誉、待遇、官位、爵位，在士族看来，全属理所当然，既然如此，他们无须向任何人感恩，当然也无须向国家尽职尽责。如果说感恩，他们会感激祖先的恩赐。
显而易见，只重门资，不重德才的选官方式，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有百害而无一利。当西魏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西晋以来衰落的官僚政治时，绝不允许这种危害甚深的选官方式存在。于是，在苏绰的建议下，废除门荫制成为《六条诏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苏绰认为，门资只是先世爵位和俸禄的反映，与子孙后代的贤明愚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即使出身卑贱，也可以做公卿将相，像伊尹、傅说就是例子;如果选非其人，像丹朱、商均这样的帝王后代尚且无力守护百里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
为了选出真正的人才，苏绰规定，以后选拔标准不再限定在家世上，而应以道德和才能为标准。苏绰的这项改革，与六官制互为表里，选官重视才能，意味着各项官职都与才能密切相关，没有才能的士族子弟无法再占据清显的官位，原来由士族把持的职闲廪重的"清官"也因此消失了。以后，北周和隋朝继承了苏绰的改革成果，选拔官吏不分清浊、不重门资，中华帝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苏绰还为西魏制定了基本的赋税制度田租户调式，只是史书失载，难知其详。不过，有一点相当清楚，苏绰对自己制定的赋税制度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认为税额定的过高，在当时只是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感叹道：现在所做的，犹如一张张开的弓，并不是太平盛世的制度。不知道以后哪位当政者能将这张弓松弛下来。儿子苏威听到苏绰的感叹，默默记在心中。四十年以后，苏威在隋朝担任了几十年前与父亲相同的角色——民部尚书在他的建议下，隋朝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苏绰的愿望最终得到实现。
苏绰在文风方面的重大改革，容易被人忽略。从西晋以来，天下文章以辞藻繁富相夸，宇文泰对这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想加以改革。他到太庙祭祖，当着朝廷百官命令苏绰撰写了一篇《大诰》，宣读给大臣们听，劝诫他们勤于政事，不要像萧梁群臣一样，做一些无益于时、无补于世的事情。并下命令，从此以后，西魏的文章都要按《大诰》形式损写。
苏绰生性忠厚俭朴，从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资财，经常对别人说，天下尚未统一，人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任内，推荐贤才不遗余力。宇文泰对他也推心置腹，信任无间。宇文泰有时出巡，为了不耽搁政事的处理，常在没有文字的空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交给苏绰，让他随机应变地处理政务。宇文泰回来后，苏绰向他报告一下就可以了。苏绰常说，治国之道，在于爱民如父，教民如师。与公卿大臣议论国家大事，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事无大小，他都了如指掌。最终，苏绰积劳成疾，于46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对大臣们说："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后事，又怕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对他厚加追赠，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有关大臣的建议下，宇文泰从简办理了苏绰的丧事。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送灵车走出同州城外。
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他悲痛地说："尚书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儿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志向，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你怎么这么快就离我而去，你太不负责任了啊!"说着说着宇文泰放声痛哭，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中滑落到地上。
苏绰英年早逝，但他制定的改革措施，在西魏、北周广泛推行，西魏北周国力迅速发展。苏绰为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经济发展以及北方的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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