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大家好，人们曾认为，“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段长达千年的漫长的“黑暗时代”，这一词汇也因此而具有了明显的贬义。这一认识现已得到纠正。若说欧洲历史上确有过黑暗时代，那主要指的是中世纪早期，即5至11世纪期间，而11世纪中期至14世纪，则是欧洲封建制度发展的鼎盛期，今天欧洲文明的许多重要特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E.勒纳等所著《西方文明史》，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之一”。在此期间，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公元1000年时，除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富裕地区人口较为密集外，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口仍很稀少，甚至还有大片土地无人居住，如法国50%70%的土地就仍为森林或其他植被所覆盖。当时英国和法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超过10个居民，德国可能不超过3个，可以说，欧洲还是一个有待殖民和开发的地区。但3个世纪后，法国拥有了1500万到200万居民，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各拥有800万到1000万居民，英伦三岛拥有500万居民，波兰和匈牙利各拥有100万居民，斯堪的纳维亚人口近100万。西欧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30至40人，个别地区，如托斯卡纳、伦巴第则达到60人。人口增长的原因何在呢?

　　按照一般人口理论，如果出生率等于死亡率，则总人口维持平衡;如果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则总人口增加。当时出生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全形势的逐渐恢复。基督教会将生育视为婚姻的唯一目的，亦可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一个因素。至于死亡率的下降，则与食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关，而这种改善要归因于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公元1050至1250年间，欧洲农业有了迅速发展，被称为“第一次农业革命”。它同16世纪的商业革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起，被视为欧洲从一个落后地区一举领先世界的三部曲的第一步。农业产量的提高有多种原因:首先是耕种面积大为扩展，那是大规模垦殖运动的结果，使大片的荒地森林和沼泽变成了农田。

　　其次是农田的更好利用，一些地区以三圃轮作制取代了两圃轮作制，减少了休耕面积，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此外，农作物的多样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葡萄种植一直扩展到了英国和德国北部，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中世纪农业革命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新技术的应用。这些新技术主要包括:重型铧犁、新式牲畜玩具以及水车和风车的应用。重铧犁是随着农作物从南方地中海沿岸干燥的土地向北方湿润土地转移而出现的，因为，地中海地区使用的浅耕犁是无法在北方使用的。

　　传统的挽具是系在牲畜颈部和腹部的轭状挽具，负荷过重会导致牲畜窒息，因此效率低下;而新使用的项圈玩具就无此弊端，使牵引力增加了四至五倍。10至11世纪，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已遍及欧洲。由于采用新技术，13世纪末欧洲的农业水平已超过古罗马时代。水车和风车也开始广泛出现在欧洲，用马拉动的水车盘可以带动简单的机械装置，可用于灌溉作物、碾磨谷物和简单的工业加工等。这样，欧洲就出现了不依赖人力、更便于利用的动力。有人称此为欧洲的“能源革命”。

　　此时，还出现了欧洲“早期的工业革命”，这主要是指出现了最初的纺织业和铸造业。服装是人类最早通过工业方式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纺织业也是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工业类别。由此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纺织贸易，一些高档纺织品成为远程贸易商品。欧洲在数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毛纺品的制造和贸易上的，这种状况一直要持续到19世纪。纺织业主要集中在欧洲北部，最早的纺织品中心有布鲁日、根特、里尔等，后来在意大利北部，如佛罗伦萨等地，也有很大发展。而冶金业则主要在西西里、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地得到发展。

　　应当指出的是，此时欧洲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亚洲，以上提及的技术大多是从亚洲引进的。约翰·霍布森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实际上是在东方技术全球传播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中世纪城市的复兴。古代的城市是依靠农业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从而得以养活非农业人口而形成的，多为行政和商业中心。蛮族入侵后，除意大利部分城市得以保留外，大多已不复存在。11世纪后，随着经济恢复增长，不仅原有的城市复兴了，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城市。如在罗马人未曾开发过的日耳曼中部和东部，12世纪时就兴建起了不少新城市。

　　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菲力浦·奥古斯都决定定都巴黎，这个决定使当时还是一个小城市的巴黎，开始了它神奇的发展历程。欧洲的许多城市也是在此时建立的。一些王国的首都和教廷所在地(巴黎、伦敦、维也纳、罗马等)，以及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热那亚、威尼斯等)，人口规模都已回到或超过了古代时的水平中世纪的城市大多位于大领主的领地内，规模不大，与外界商业往来亦有限。农产品靠乡间运来，城市中主要从事商工各业，产品往往是供本城居民所需。他们对于领主，也要缴纳繁重的租税。城里的各行各业往往组成同业公会，称为行会，以保护自身利益。随着自身的发展，一些城市希望摆脱领主的控制，而成为自治的“自由城市”。

　　这便是所谓“市镇运动”(或译“公社运动”)开始时，有的城市通过暴力反抗甚至流血牺牲，来争取获得自己的权益。但领主们很快改变做法，向城市出售允许其自治的“特许权”(亦即自由权)。许多城市从其领主即帝王或封建贵族手中买下自治的权利，从而成为“自由城市”。生活在自由城市中的人，被称为市民(bourgeois)。获得自治权利后，市民便组织自治政府，选举自己的市议会、市长和法官，制定自己的法律，也有自己的警察、监狱和市徽。这一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城市的统治者多为富有的商人，这些人便是后来资产阶级的前身。当时有一种说法:“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因为，根据当时的“潜规则”，只要在城镇居住超过一年零一天，农奴就可获得自由民身份，而不再受制于原来的领主。因此，许多农奴逃离土地，流入城镇不仅促进了城镇发展，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后来，也有农奴因庄园制的崩溃而涌入城市。这些人不是市民，无权参政，大多沦为流浪汉或卖身为苦工，这也是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因此城市，特别是特许自治的自由城市，它们处于封建制度的边缘，却成了孕育新制度和新文明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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