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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后，一改康熙的宽仁作风，大力整顿吏治及严查亏空，一大批贪官污吏随之落马。经过几年的整顿后，雍正帝又将矛盾指向了社会风气，对于每个具体的事情都有严格的规定，就差规定每人每天可以吃几碗干饭了。
雍正初年，赌博、乱收杂费、婚丧奢靡等现象十分严重，雍正三年以后，他开始着手对这些恶劣的社会风气进行整顿。为了刹住赌博之风，他接连颁布谕令，告诫官民“赌博之风，败坏品行，荡废家赀，其危害于人心风俗者，不可悉数。”
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他通过内阁颁发谕旨：“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习此，必至聚集匪类，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乃向来屡申禁饬，而此风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著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悉行严禁，不许货卖，违者重治其罪。”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雍正帝就此事再次下谕内外臣工：“禁止赌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他命令各省地方大员，不仅要把禁赌之谕出示省会州县，还须遍传庄堡偏僻之区。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雍正帝又下谕强调：“赌博一事，乃应行严禁，万无可宽者。”他把禁赌与端正民风、安定社会联系起来，其谕令接二连三，或循循善诱，或厉声斥责，充分表明了他对禁赌的重视与决心。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犹然。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奉天旧例，民人贸易如有车辆出入，需到奉天府衙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16钱，大车一辆收银32钱，每年都收1700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出口的猪羊亦照每口3钱收费，这一陋规沿袭已久，竟成定例。
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周边地带物价极贵。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闻奏报，雍正帝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出口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的“甚属可嘉”。
在很多地方，官员规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百姓，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其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行裁革。
清代时，各地都有男女婚假讲究钱财，“名曰聘礼，实系纳财。多者二三百金不等，少者四五十两为率。此在士大夫之家犹措置匪易，况乃庶民之辈?”这反应了当时婚事大操大办的民风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这自然也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
为了扭转民风，树立“婚姻勿尚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命朝中九卿为满汉官员和兵民制定了婚嫁礼仪，各有礼数，“毋得僭妄”。接着，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10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4种。
举行婚礼这一天，品官用本官执事，限用6盏灯、12个吹鼓手，庶民限4盏灯、8名鼓乐人。雍正帝常常训诫臣工：“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俭黜奢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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