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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孟子，作为思想家，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学说，而并非政治学说，也并非是可以实施的治国理政的方略。也就是说，孔子和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战国那个时代，仅仅是空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孔子幻想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美好生活，我们可以看作是乌托邦，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当然，他所设计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在今天已经实现，这也说明孔子的远见卓识。但在那个时候，并不适合春秋时期动乱的国际秩序。
孟子追求的是仁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他所幻想的仁政和王道理想，是典型的以民为本和以道德治国的理念。当然，孟子不仅精通哲学和辩论，对税收等经济学还是比较精通的，他设计的道路，其实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指出，善政要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庶，也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第二部是小康社会建设，也就是富，第三部就是加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文化教育，提升老百姓的道德水平。不可否认，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在远期规划上来看，是比较有远见和可行的，问题是，这需要时间来实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战国时代，时间是各诸侯国的最大敌人。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安稳的和平的时间。大国忙着发动战争争霸做老大扩张国土，小国忙着拍大国马屁抱大国大腿左右逢源以求自保。当时战争的数量和规模都比春秋时期大大提升。据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有500多个小国灭亡，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齐等七雄。就是这七雄还整天互相打来打去，哪有时间坐下来去搞什么经济，搞什么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所以孔子的思想不被采用，而孟子的主张更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实施。
也就是说，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而战国时代，最有效的是富国强兵变法的四处征伐的霸道。
战国是一个心怀鬼胎的时代，大国整天想着如何争霸，小国想着怎么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在诸侯国国君们的眼里，孟子的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目光敏锐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说，“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司马迁认为，孟子拿一个方形木头往圆孔里面塞，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王道就像是吃中药，据说是副作用少，适合身体的调理，而霸道就是速效救心丸，紧急时刻来一粒，能救命。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实质上是儒家与法家的治国方略之争。孟子是“王道”的忠实信徒和坚定倡导者，一生以反对“霸道”推行“王道”为己任。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只要对百姓仁心慈爱，把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对诸侯国不要以力压人而以德服人，诸侯国就会心悦诚服，慢慢地魏国就强大了，梁惠王就真的“仁者无敌”，成为天下的王者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听起来很美好，但就像用中药调理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药是好药，但估计没等到药熬好，病人已经死了。所以，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三十年，也没有一个国君肯实行他的“仁政”思想。道理很浅显，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对外征战杀伐的“霸道”，才是现实的选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王道”理想的“诗与远方”固然有文艺情怀，但能活下去才最重要。因此，孟子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王道”思想也一直被认为是“迂阔而远于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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