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太学生领袖郭泰，罢游归家教学，其学子多达千余人。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郭泰字林宗，又字有道，东汉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市)人。郭泰出生于贫寒的家庭，幼年丧父，与淳朴善良的母亲相依度日。母亲虽不识字，但却督促他读书，使他成为全村人称赞的“小神童”，日后他成为大学问家，被天下人尊敬为“东国人伦”。郭泰长大后，母亲想让他去县廷做事，他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管之役乎?”他便离开家乡，步行寻找名师求学。不久，他衣衫槛楼地投到河南成皋大儒屈伯彦先生门下，经三年苦读，博通经传，并“善谈论，美音制?”，成为大学问家。
随后，郭泰游学京师，准备施展抱负，但他看到朝廷中宦官日益专权，排斥正直大臣，政治腐败加剧，最高统治者醉生梦死，沉淫于犬马声色之中，而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非常苦闷。这时，太常卿赵典举荐他，司徒黄琼征召他，他都坚辞不就，许多朋友劝他入仕，他也谢绝了，立志“优游卒岁”，“淡泊终生”，被同郡人宋冲赞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匹敌者”。后来，他与大名士符融交淡，其才华得到赏识，被符融推荐给时任何南尹的大学者李膺。李膺有“天下楷模”之称，受到李膺嘉许之人，便被时论谓之“跃龙门”。
李膺性格孤傲，一般人难以接近，但他与郭泰彻夜长谈后，说他平生所识之士“未有如郭林宗者”，此语一出，立刻使郭泰成为名震京师的焦点人物。由于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以太学生为主的“清议”力量大长，郭泰关心社会，进入太学广泛宣传，并借助李膺、范湾等清正官吏互为援引，对宦官干政进行抨击，从而使郭泰与李膺、范湾等成为被社会推重的“八顾”，即八个德高望重之人。
汉桓帝延熹九年，“党锢之祸”起，李膺、范湾、陈蕃、杜密等百余名社会贤达及干才被诬下狱至死，一千多名太学生被囚、流、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清议”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东汉政治已是“天下所废，不可支也”。由于郭泰虽为太学生领袖，却是布衣白丁，又没有直接与朝廷和宦官对抗，幸免于难，但他对政治彻底心灰意冷了，决定罢游归家，侍养老母，闭门讲学，惠及桑梓。这正应验了范湾对郭泰的评价：“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郭泰有识人之才德，对奖掖后学不遗余力。
陈留人茅容，侍母至孝，经郭泰指点成了一方名士。漆工申屠蟠，经郭泰点拨，成为东汉著名的经石学家。对一些有恶迹的少年，他也“悔佝善导”，使之走上正路。据传，郭泰成名后，曾在河南陈、梁之地求学访友，一次途中突遇大雨，无以挡雨，头巾被淋湿，一角下垂，路人见他戴的头巾两角一高一低，便纷纷效仿，一时竟被誉为“林宗巾”，形成“天下争戴林宗巾”之风气。他从京师返乡时，到黄河渡口为他送行之人达到数千人。他回乡设教讲学后，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子也多达千余人，形成了黄河以北最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建宁二年(169年)，郭泰病逝家中，年仅四十一岁，可谓英年早逝。四方之士赶来送葬者成千上万，“负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途”。东汉大书法家蔡邕亲自为其撰文并书写墓志铭，《昭明文选》收录有这篇墓志，因其人奇、书好、文美，被称为“三绝碑”。蔡邕书毕，极感慨地对河北名士卢植说：“吾为碑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故此碑又称“无愧碑”。此碑立于建宁三年(170年)，北宋初期尚存。《太平寰宇记》记载：“汾州介休县郭林宗，家在县东二十里。周武帝时除天下石碑，惟林宗碑诏特留。”但欧阳修《集石录》、赵明诚《金石录》均不记此碑，推测北宋中期已亡失。
光绪《山西通志·金石记》载，今所见“无愧碑”者有三：一为傅山摹刻，一为郑篮重书者，一为姜任修摹者。今郭泰墓前的碑刻为傅山摹刻者，傅山于碑后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见。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从汾阳曹孝廉伟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补书，陋甚，不知青螺所赏识以为碑者又何本也?”山西省图书馆藏有傅山摹刻之拓片、姜任修之拓片。据方志学家今人刘纬毅先生考证，郭泰碑仅比立于东汉建宁元年九月辛酉的《绛邑长遗爱碑》晚二年，是山西省现存的第二块汉碑。有郭氏家谱研究者研究了山西历史上郭氏名人指出，“林宗振汉，子仪响唐”，无出其右者，郭泰无愧于山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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