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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华夏文明看春秋，春秋大义看晋国。
为何会有这种说法呢，这是因为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这阶段中原大地上百家争鸣，华夏文明就在百家学说的碰撞中，愈发走向了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地处中原核心，在捍卫华夏文明方面有着不可被忽视的作用，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能成为连横合纵争相拉拢的对象，其原因也在这里，此时暂不赘述。
周武王姬发灭了商朝之后，由于都城镐京地理位置偏远，对中原的管辖鞭长莫及，开始大范围的分封诸侯国。
晋国的首任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起初晋国的国号是唐(《史记》记载：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继位，改成了晋，自此处于华夏文明中心的晋国开始逐步崛起了。
到了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启了对小诸侯国的兼并之路(《韩非子》记载：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这为后来晋国的称霸奠定了基础。
春秋有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但不管哪种说法，晋文公都是榜上有名。
那么为何又说晋文公重耳是晋国的掘墓人?原来是他创立的一项制度，为卿大夫篡权奠定了基础，这项制度就是“三军六卿制”。
本篇飞鱼就从晋国的“三军六卿制”入手，浅析三家分晋为何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晋文公重耳的流亡之路。
重耳，是晋国的第22任国君，他的一生可谓是起伏不断，原本是贵族公子的他，却因为骊姬之乱被迫开始了长达19年的在外流亡岁月，而在重耳流亡的路上，却有一群人始终追随着他。
这群人并不是他身边的仆从，而是有着卓越之才的重臣，其中以狐偃、赵衰、贾佗、魏武子、先轸最为有名，他们又被称为晋文公身边的五贤士(《史记》记载：“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狐偃是重耳的舅舅，也是他的首席谋士，赵衰在追随重耳流亡的过程中，多次出谋助其化险为夷，贾佗博学多识而谦恭有力，先轸是晋国名将和军事家，晋国能取得对秦国、楚国的两次大战，此人功不可没，魏武子是晋文公身边的武士，勇武过人，在保护重耳安全方面亦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晋文公有了这五人的辅助，才得以成就霸业，晋文公继位后，当然也没有忘记这些功臣，重用放权自然不消细说，而且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封地，自此晋国的卿大夫开始执掌国家权柄，晋国的分裂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
晋文公设立的三军六卿制。
公元前633年，伴随着晋国的崛起，晋楚之间为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大战也不可避免了，于是晋楚之间的城濮大战爆发了，在战争开始前夕，晋文公设立了三军六卿制。
也就是把晋国的全军分为上、中、下三军，三军各设一将、一佐，即上军将、上军佐、中军将、中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其中中军将的权柄最大，是晋国实际的执政官。
《左传》记载：及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准为右。
由此可见，跟随晋文公流亡的重臣，大都位列六卿，即使最初没入，在长逝次补“的原则下，也先后进入六卿，这是最早内阁制的雏形，当然也是卿大夫逐渐掌权的起点。
三军六卿设立之初，显出了非常强悍的战斗力，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后来三军六卿制也有了演变，比如晋文公新增两军变为五军十卿、晋景公增设三军变为六军十二卿，后来卿大夫开始相互倾轧，又恢复了三军六卿，到了春秋末期，晋国的卿大夫也就剩下了韩、赵、魏、范、智、中行六卿。
三军六卿制导致的三家分晋。
随着晋国内部卿大夫的强势崛起，晋国公室的权威一再下降，到了春秋末年，晋公室已名存实亡，不仅无法主导晋国的政权，连自保都尚有困难，只能在卿大夫的羽翼下生存，而此时晋国仅剩的六卿摩擦不断升级，首先是范氏和中行氏连起手来要灭掉赵氏。
结果，魏氏、韩氏、智氏在赵氏危难中拉了它一把，范氏和中行氏却被被赶出了晋国，打铁要趁热，为了不给这两大家族再度崛起的机会，晋国的三军六卿制就被裁减为二军四卿制，而剩余的四卿中又数智氏势力最为强大。
智氏执掌晋国的权柄之时，总想着把韩赵魏三家给灭掉，进而独吞晋国，实现智氏代晋，但智氏在打击赵氏的时候，韩、魏两家却反水了，最后的结果是最为强大的智氏灭亡了。
这就导致了晋国有权有势的卿大夫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家，这三家由于实力相当，最后一商量一合计，也就把晋国的一分为三，自成诸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的分界点——三家分晋(《左传事纬》记载：智伯灭而三晋之势成, 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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