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世将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流传至今的千古名句。
而作者王安石，更是北宋政坛上杰出的一个人物。在北宋积弊已久，文武孱弱之时，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推行变法改革，给北宋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但是，他的变法却饱受争议。
有人说，虽然王安石费尽心思实行变法，但还是失败了。更有甚者，甚至将北宋灭亡的原因也归于他的变法。在王安石受到批评的同时，外国的不少学者却尊他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一个北宋的风云人物，却受到了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这着实令人费解。
实际上，王安石的变法过程非常复杂，是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者失败来评价的。
倘若，他的方案根本没有实施，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祸乱而被迫中止，这都可以称得上是失败。但是，当时的事实并不是这样。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并在朝廷中吹响了变法的号角。朝中的顽固派虽然很是不满，但是，在神宗的皇权压制下也只好默不作声。变法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元丰八年(1058年)神宗驾崩后才中止。
当时，哲宗即位，高太后掌控朝政。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状况下，新法被停用。虽然，新发并未长久地实行下去，但是，这十余年的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做出了不少政绩。即使成果没有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可也不能简简单单评价为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那么，就从这两方面开始论起。
富国：变法之前，北宋的国库可谓是穷的叮当响。在封建社会，祭天大典可以说是一等大事，是万万不可马虎的。但是，北宋方面却窘迫到连在大典中给官员的赏赐都拿不出，真是贻笑大方。变法之后就不同了，国库的进账明显增添了许多。
虽说和前朝盛世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库银五千万两以上的结余，足以让北宋朝廷挺直腰板。而且，国家的可耕种田地面积大大增加，甚至，达到了七亿亩。在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下，耕地面积增多的好处不言而喻。
强兵：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但是，北宋的军事实力却实在难上台面。宋太宗登基后曾两次北上攻辽，但均已失败告终。自此以后，北宋可谓是屡战屡败，甚至连一个小小的西夏都拿不下来。新法实行，军队在王安石的策划下增设禁军裁撤冗官，逐渐有了新气象。
军队的实力增加后，曾试探性地同西夏发生过几次激战。这几场战斗虽说有赢又输，但已让西夏方面对北宋颇为忌惮。尤其是熙宁六年(1073年)，北宋大将王韶领兵出击，直接斩杀了数千敌兵，并收复了河湟一带(今青海东部)失地，使北宋的边界扩大了两千余里。
这场战斗，打出了北宋军队的赫赫军威，使周边国家收起了对北宋的小觑之心。
那么，既然变法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为何很多人都说失败了呢?这还要说到当时朝廷中，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的矛盾。两人均为神宗皇帝的股肱之臣，也都支持变法兴国的主张。可是，两人虽都支持新政，却在新政的具体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新政的作用，只要新政可以富国强兵，他就不顾一切地推行;而司马光考虑的是新政的实行问题。在他看来，新政再好，也要按部就班地实行。如果太过急功近利，那么，就难以避免与民争利，让朝中小人钻了空子。
如果，宋神宗能够在两人之间调和，使两人能够齐心协力为国效力的话，两人的矛盾就不会过于激化。因为，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有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之心。可惜的是，宋神宗年少轻狂，根本不懂和气为重的道理。
他在表示支持王安石后，便将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全部贬谪。如此行事，虽然明面上的阻力减少了很多，但却使新法更加地不得人心。这就使得神宗驾崩后，新法被全面罢撤，王安石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重新启用了司马光。也正是在他重登相位的这一年，他的政敌王安石去世了。虽然他将新政全部废除，但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他心中还是非常佩服的。王安石去世后，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向朝廷上奏，请求对王安石从厚抚恤，以示敬重。
由此看来，两人只是政见不同，并无私人恩怨。如此罕见的两个人才，神宗皇帝却偏要用一废一，真是令人叹惋。
新法虽然废除，但国事并未有所改观。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继去世后，北宋朝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两人一样的人才。哲宗驾崩后，由于哲宗无子，只好立哲宗的弟弟赵佶为帝。而赵佶，就是臭名昭著的书画皇帝宋徽宗。
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时候，反对他的人曾在暗中叫嚣，说新政实行后便会天下大乱。可是，从新政实行的那天起到赵佶即位，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三十一年中，不说没有外敌入侵，连国内大一点的农民起义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宋徽宗赵佶上台后就不同了，即使新政废除了，可是，他只用了二十七年便将祖宗的锦绣江山拱手让给了金国。这样分析下来，问题就很明了了。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有得有失，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缓解了北宋国内矛盾，增强了北宋的国力。
而赵佶就不同了，他为了他的艺术追求，置广大民众于不顾，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当时的人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实则是为了掩盖徽宗赵佶的错误。在那个年代，为皇帝歌功颂德无可厚非，但若将鞠躬尽瘁的功臣当作皇帝的挡箭牌，就未免太下作了。
参考资料：
【《宋史》、《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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