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商业。中国古代，从上古时代就已经有商业了。到商朝的时候，已经有人专门从事物品的交换，所以后来管这些做生意的人叫商人。在先秦时期，商人在社会中还是比较受尊重的，商业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西周的《周礼》中，就有官方的市场体系的记载，不过，在这个市场里，价格并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而是政府规定的。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国有个使者出使郑国，看中了一只珍贵的玉环，想要过来。宰相子产告诉这个使者：咱们郑国政府和商人之间有规矩，商人不能背叛国君，政府对商人也不能巧取豪夺。
你看，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对商人的政策依然是：只要你忠诚于我，我也不干涉你的生意!
到了秦汉以后，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根源在哪?是儒家对商业进行打压吗?
你肯定听过一些解释，比如说，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商业会威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类解释是从物质层面看的，但是抑制商业，更多的是观念的问题，是一种指导思想。抑商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过去，一直是儒家在背这个锅。因为儒家重义轻利，而商人总是想着赚钱，所以以儒家治国的各朝统治者都要重农抑商。
其实，这错怪儒家了，儒家对商人其实尊重的。孔子的得意门生当中有一位叫子贡的，就是著名的大商人，但子贡经常向孔子请教学问。有一次，子贡问老师：贫穷而保持尊严，富足了而不骄横，您看我的这个观点如何?孔子回答：不错。但比这更好的，应该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儒家认为，贫富和道德无关，只是不同人的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作为人，无论贫富，最重要的是有德。穷人只需安贫乐道，自得其乐就可以了。而富人呢，财富愈多，责任愈大，必须“富而好礼”，为建立礼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担当。
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
答案是法家。在战国晚期，各国商人的势力非常大，大到可以干预诸侯国的政治。比如，大商人吕不韦经过一番运作，把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扶上秦国的王位，等到儿子接位成为国君，也当上秦国宰相。商人可以左右政局，这就会威胁到君主的利益啊。处处为绝对君主利益着想的法家，当然会把商人视为头号敌人。商鞅提出要收重税，他的变法措施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抑制商人的势力坐大。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呢，更是非常敌视商人，说社会上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五大蛀虫，其中一个就是商人。
儒家并不歧视商人，而法家是真的提防商人。儒家的经济政策跟道家比较相似，是自然无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对百姓厚道一点，让小农经济自发发展。而法家的商业政策可以说是八个字：国家主导，与民争利。在法家看来，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权力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
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学会利用国家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机制之前，“重农抑商”都被奉为基本国策。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意思是：国君治理国家， 应该崇尚农业，抑制商业，确保农业生产而注重粮谷。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始于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李悝和商鞅提出了所谓的“奖耕战”，“抑商贾”，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两国通过这样的政策，使得国家的动员力大幅度提升。此后，凡实行变法的各国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政策，被秦汉所承继，一直到明清，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
“重农”和“抑商”
“重农抑商”是两件事情，我们应该分开看。
之所以要“重农”，有以下原因：
古代农耕社会，农业生产状况，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农民为了生存，必须依附于土地，缺乏流动性，是最容易收税的对象。农民没有文化，他们的理想就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不容易给统治者捣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手里又没有资源，是最好管理的对象。
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国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普天之下皆小农。社会越平管理起来是最方便的。
对于统治者而言，“商人”属于他们最讨厌的一类人，有以下原因：
商人有能力操纵物价，威胁国家安全。比如，在古代粮食可是重要战略物资，如果在战争时期，商人们囤积居奇，国家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商人四处流窜，容易逃税。商人为了做生意，经常常年在外奔波，而且容易隐匿财产，相比于农民容易逃税漏税。商人坐大，威胁国家安全。商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成为地方“豪强”，就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更有甚者，他们有些人会组织个人武装力量，将当地百姓作为自己的附庸，威胁到政府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
因此，古代统治者们都会出台严格的抑商政策，包括用暴力的手段，打击地方商贾。在这一方面，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汉武帝刘彻和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统治者来说，社会越平，管理起来就越简单。
中国古代王朝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后世的评价多是从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解释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似乎是鼓励商业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看，“重农抑商”的政策确实是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有许多学者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口诛笔伐，认为正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实，仅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是片面的。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提出“奖耕战”“抑商贾”政策时，确实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国家的税收以利战争。但是，到了汉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事实上成为汉代政府用来抑制地方豪强，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政策。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商人不准穿着丝葛绫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与骑马乘车，更不许入仕做官，从政治上将其打入贱民行列。政府在经济上重征商人，“租税以困辱之”，如人口税，商人加倍，征收二算。
对于“抑商”，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说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后在政治上威胁到朝廷政权;有人从经济角度解释，说是商人在流通领域活动，并不像农业那样能够提供物质产品，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这些解释或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汉代以后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主要是为了阻止豪强进行土地兼并、缓解社会贫富悬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因为在一个农耕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共存的社会，商人获取财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会远远超过耕种土地的农民，而这种农与商在获取财富速度上的巨大差异，将会导致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动摇国家的统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古代农耕社会，人数众多的农民才是社会的根基
在古代农耕社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对于古人来说，投资土地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富人们聚集财富后，通常会大量地购置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会变成流民，贫富悬殊，造成社会矛盾，更严重者会爆发农民起义。
正是由于商人是士、农、工、商中最易致富的阶层，所以被排在四民中的末位;正是由于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了农民，所以国家在政策上要抑制商人;正是因为农民最易贫困潦倒，所以国家要扶持农业。
所以，抑制商贾的意义，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主张，同时更是一种平衡社会发展、减缓社会分化的国家政策。从维系社会基本平等的思路看，“重农抑商”其实就是“扶贫抑富”，因为农为贫，商为富，国家不得不重农抑商。
《汉书·食货志》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国家为什么要在法律上抑制压低商人地位呢?因为商人已经很富裕;为什么要提高农民地位呢?因为农民已经很贫穷。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只尊崇有钱的商人，所以朝廷要有意压制商人;正是由于官吏鄙视农民，所以国家要用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的地位。
用国家法律政策来平衡社会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用政治来平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悬殊，这才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最根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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