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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亲政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打击和珅，限制各省督抚进贡，严禁奢靡之风，此后又连下谕旨广开言路，因此有了一个短暂的“咸与维新”。不过，嘉庆帝颙琰最大的短处就在于魄力不足，始终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凡事都以守成为宗旨，不敢冲破祖制，致使许多改革半途而废，不能善始善终。
从嘉庆帝执政的二十多年来看，当时出现了很多清官和敢于直谏的大臣，但他们的结局大多不善。洪亮吉上疏直谏弊政，被发配伊犁，而著名的清官初彭龄被诬告，在明知冤枉的情况下，嘉庆帝非但不予保护还落井下石。连一个清官都容不下，看来，大清朝在嘉庆执政的时期已经是无法挽救了。
初彭龄，字绍祖，号颐园，原籍莱阳，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历官编修、御史、云南巡抚、刑部侍郎、内阁学士，道光擢兵部尚书。他以“敢言”著称于世。
嘉庆十四年，山西巡抚金应琦因患病去职，嘉庆帝派遣初彭龄代理山西巡抚。初彭龄发现该省吏治废弛，有不少贪劣之官，于是不避嫌怨，认真加以整顿。到任几个月，他就参劾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嘉庆帝对他颇为赞赏，不仅依他所参，将这些贪官一一惩治，而且将他调离山西到陕西赴任时，特别嘱咐接任巡抚的素纳，要像初彭龄一样，力加振作，屏除情面，将初彭龄参劾的这些贪官，严加根究，否则不但自己显得软弱无能，会被初彭龄耻笑，更会被天下人耻笑。
嘉庆帝如此叮嘱，当然是因素纳是满洲大臣，他不愿让素纳丢脸，更不愿让满人丢脸。不过，从嘉庆帝的这番叮嘱来看，他显然对初彭龄是赞赏有加的。
嘉庆帝进而联想到，前任山西巡抚金应琦，在山西任职多年，他原是从布政使提升到巡抚的。对于山西的情况，他应该非常熟悉，而初彭龄代理巡抚不过数月，就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金应琦难道就不知道吗?
于是，嘉庆帝谕令军机大臣将金应琦召回京城，将初彭龄参劾的贪官一一举出，向金询问。金告知有两宗是在他任内查出的，移交给了初彭龄的，还有几宗他认为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而其余的，则确实是自己疏忽了。嘉庆帝自然将他责备了一番，并给予降级处分，调到京师以三品官补用。
事情到了这里，应该算是告一段落了。不料两个月后，嘉庆帝又收到山西河东道员刘大观参劾初彭龄的奏本，说初彭龄在山西巡抚任上，“任性乖张”，并列举了一系列罪状，如憎恶前任金应琦，在其他大员面前说金应琦的坏话;又如听信别人的传言，把知县陶金淦叫到省城参革，导致陶金淦上吊自尽，等等。而其中最严重的，是说初彭龄删减谕旨。
嘉庆帝看完后，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派遣托津等人到山西查办，并命初彭龄也从陕西回到山西，听候质询。调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陶金淦自杀，是因为贪污的罪行败露，自知难逃死罪，而不是初彭龄所逼。而所谓的删减谕旨，不过是宣读时有一段没有粘贴在奏本上，以致遗漏，并非有意。
嘉庆帝得知真相后，遂下旨训斥刘大观，说他既然是山西省之官，初彭龄在任时若确实办事乖谬，就该随时劝阻，当时一一默认了，现在又转过身加以参劾，究其原因，或是初彭龄惩治了他，所以挟私报复，或是山西官吏怨恨初彭龄，纷纷怂恿他参劾，这种攻讦上司的刁风，实不可长，于是下令将刘大观革职。
此时的嘉庆帝，对初彭龄也不满意了，说派他去山西，不过是代理，又没让他去查办金应琦，而他遇事偏爱搜求，前后数月参奏了那么多官吏，其中固然有应该参劾的，但凭个人好恶而乱参的，想亦不免。于是下令将初彭龄也交部严加议处，然后降级，调回京师以四品官补用。
嘉庆帝的态度，显然是前后矛盾，对初彭龄的斥责虽严厉，却没有指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说可能有人被他出于个人好恶而参劾，又没举出一个实例，口气理不直气不壮。
显然，嘉庆帝还是不愿得罪和打击过多的官吏，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来惩贪，来整顿吏治，无怪乎嘉庆朝的贪风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而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官员任事之难，清官这种稀有品种实在是无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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