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嘉靖帝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1548年，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但此时的嘉靖皇帝并没有富有四海的满足感，反倒因为财政紧张而郁郁寡欢。

　　东南沿海倭寇日渐猖獗，虽然双屿港一战明朝大获全胜，一举歼灭海盗数百人，但倭寇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反而激起了长达十几年血腥的倭寇战争。除了剿倭作战开销巨大，大量江南百姓卷入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贸易，一时之间走私成风，明朝境内海货、香料泛滥，严重冲击了朝廷的贸易税收体系，导致明朝财政愈发紧张，皇帝内廷开销也不得不削减。

　　就在嘉靖皇帝为财政困难焦虑之时，一支日本朝贡船队来到了中国。这只仅有5艘的船队漂洋过海，一路历经风雨，终于来到了宁波。在市舶司申报并缴税之后，随船商人顺利在宁波出售了带来的商品，本来只需要再到北京呈献贡品，带上明朝的赏赐，回国转手一卖就是一大笔暴利，但没想到接下来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顺。

　　朝贡船队驶离宁波之后，沿运河北上，一路行经绍兴、杭州、苏州、镇江等地，但就在穿过长江，想要从扬州进入运河之时，却遭遇了超出预期的麻烦。由于前方的河道淤积，船闸失修，有些河段已经无法通行，需要卸货走一段陆路后再装船重新出发，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只拥堵在扬州，需要排队等待很久才能进入运河。在等了几天之后，朝贡使臣一行人已经心烦气躁，无法上岸休息，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过了几天，5艘船上的人们早已烦躁到极点，怨声载道。直到十六天后，已经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贡船队才得以进入运河，缓缓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驶去……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磨难还没有到头……

　　大运河是中华帝国从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区输送物资的生命线，是联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最为重视的水利工程，几百年间不断投入财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往返一次需要一年的时间。

　　大明王朝偌大一个帝国，为何连维护一条运河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黄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鞭辟入里地阐明了个中缘由。

　　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各地方政府需要就地解决自己的各种财政支出问题，尽可能地避免大规模的横向转运。黄仁宇称其为“指令集中，管理分散”，财政体系之下的数百个政府主体都要自己解决记账、库存、调动等问题，带来了数不清的巨大麻烦。

　　要理解这种财政体系有多么低效，我们可以把国家想象成一部手机，财政制度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各级政府部门就相当于执行具体功能的APP。正常情况下，操作系统负责统筹全局，所有APP都通过操作系统来获得硬件的计算、内存等资源。而明朝的财政模式，相当于没有一套总览全局的操作系统，所有的APP都要直接写汇编代码去调用硬件资源，结果当然是大混乱。

　　这种非常简陋的制度设计，导致明朝整个财政体系的效率极其低下，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朝廷没有办法集中全国财力，仅仅维护一条运河的资金都难以保证，政府公共服务始终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朝廷拿不出钱维护运河，只能让地方自己想办法筹款，工程质量必然没有保证。江苏淮安当时是漕运造船业的中心，拥有数以百计的造船厂，但是由于朝廷长期拨款不足，这些国营船厂陆续陷入亏损，最后纷纷倒闭。维护大运河的士兵长期被拖欠工资，为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级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严密性遭到巨大破坏。

　　此外由于朝廷无力兴修水利工程，导致很多地区旱灾水灾日益频繁，豪门大户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吞并土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老百姓民不聊生，使得整个王朝逐渐走向衰亡和瓦解。

　　更为严重的是，低效的财政制度使得国家收入上限被锁死，但开支却越来越大，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来间接增加收入。比如默许制度性的腐败，把成本转移给盐商之类的专卖商，再由这些人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负担太重之后逃亡，税收就要分摊到未逃亡的百姓头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到了明朝中后期，财政困难积重难返，严重的财政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明朝财政制度的简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对倭寇战争与后金进犯时，有限的财力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军屯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长期领不到兵饷，武器装备落后，军队大幅缺员，士气普遍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遭遇敌军时一触即溃，甚至倒戈相向，否则凭明朝两百万军队，怎么会打不过区区十几万清军?让崇祯皇帝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与国家财政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那么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想要“民富、国足、军强”，就需要政府充分调动国家的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古往今来，人类的行为无非是两种：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市场的无形之手寻求更高效的财富创造，政府的有形之手制定分配财富的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与市场要如何互动，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似乎只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种观点太过狭隘，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市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职能。

　　政府要有所作为，必然要使用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因此征税能力是国家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商业效率、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税收并非越低越好，轻徭薄赋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败国家的标志。

　　现实中治理良好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高税收国家。比如北欧各国，不仅所得税高，还要交消费税、房产税、环保税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税了，但也换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经合组织国家2018年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图片来源：OECD

　　反观低税收国家，治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难以保障，低税收的原因也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是政府能力有限根本收不上来。比如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鸦片走私猖獗，每年仅销往欧洲的就高达28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该国的GDP(194亿美元，2018年)。显然阿富汗政府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税收，自然也就难以对抗富可敌国兵强马壮的贩毒集团。

　　税收绝不是“与民争利”，只有能力强大的政府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要想让中国重新挺直腰板站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为建设更强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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