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康熙是怎么对待贪官的?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康熙皇帝历来被人认为是“吏治典范”，然而，康熙皇帝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并非那么简单，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处理吏治问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他如何与汉精英搞好关系。一方面为了天下统治;一方面用他们抑制满权贵。所以，他更多的是对贪官采取一种宽容政策。

　　康熙对贪官其实比较宽容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广西巡抚萧永藻弹劾原布政使教化新，说他在广西期间造成米谷亏空严重，要求由其进行补赔。

　　康熙则坚决反对：亏空了就拿钱赔，以今日官员的薪资水平看那可太难了。各个省的粮库如果都认真核实的话，所有官员恐怕都有问题。因此，我看还是免了吧。财政现在也有钱。所以，还是让大学士们斟酌一下“另行规定”一些条款，对这样的情况拟定一个解决方案。

　　总体看，康熙朝晚年各种亏空问题很严重，康熙的一贯态度是：对于凡是因为公事而出现问题的官员，只要不是极为恶劣的情况(包括挪用、贪腐)，康熙一般都是按处理最轻的级别进行处理。

　　其实，即使对于严重犯罪的官员，康熙也进了最大的保护。例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蔡毓荣将吴三桂的女儿私藏起来纳为妾，同时，将被罚没的吴三桂部分资产进行贪污。这是重罪，因此刑部认为应处以斩立决，可康熙的处理意见则为：没收全部家产，戴刑枷三个月，鞭打一百，强令子孙分家，发配黑龙江。

　　正是康熙对贪官地袒护，最终导致康熙晚年各种亏空大案频繁发生。

　　为掌握民情，康熙屡次出京，六次南巡

　　从康熙十年第一次离京东巡，到康熙六十年北巡塞外，在其掌政的五十年里，他共离京43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六次南巡。其实，每一次都是浪费了国家的不少钱财。当各地官员为此事叫苦不迭的同时，更多的官员的腰包却鼓了起来。

　　理由很简单：在封建社会，皇帝经过某处、前往某地，对于百姓来说、对于官员来说，那是几十年、几百年都遇不到一次的事情。对于官员、百姓来说，难道你不多多孝敬?更重要的是，招待好皇帝，让皇帝看到自己的政绩，也有利于自己的升迁呀。为此，各种摊派、临时加税的事情也就很理所当然了。

　　虽然，康熙在离京中也能发现一些社会问题、吏治问题，但其价值远远要低于各处为了逢迎拍马而大肆铺张浪费、各地借机贪腐等负面问题。

　　康熙对此也不是没有觉察过。例如康熙三十年，他就说过“朕南巡至浙江，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地方官者诚心为民者甚寡，一切务虚名而无实效”。

　　连康熙自己都承认“前南巡时督抚等官肆意挪用，以致亏空”。

　　既然问题出在皇帝身上，他也不好严惩各级官员。

　　那么，康熙为什么还要多次出京呢?其实，出巡仍然是一种对政权被颠覆的恐惧，他对汉族精英从来没有放心过，而这一特点贯穿整个清朝。通过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他要做的其实和秦始皇的目的是一样的：借巡视为名，查看天下动静。震慑天下有不臣之心的人。康熙对于天下安定的不信任，使其要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强大。他依然进行着他的南巡。

　　因为，有亏空的省份很多，造成亏空的官员遍及天下，对他们的追赔就成为对天下官员追赔。这不利于天下稳定。皇帝是管官的皇帝而不是管民的皇帝，管民只能依靠官。所以，康熙很有压力。他难以与天下的官为敌。

　　更重要的是，你追赔的话，反而会造成对天下百姓的进一步剥削。要知道，如果追赔的话，官员们不可能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钱，拿出钱的人只能是百姓，百姓只能接受第二次甚至第N次伤害。从而造成康熙最害怕的农民起义。

　　康熙朝对于亏空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同时，对贪官处罚也越来越宽松

　　康熙朝对于贪污的处决限额，开始为60两，其后改为100两到200两，到最后则是不公开的潜规则——千两死罪。由此，康熙二十年到康熙四十五年的25年里，共解职、降级总督、巡抚48人，其中6人因贪污致罪。

　　但是这种好的形势到了晚年产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农业社会，只要稳定其经济就会缓慢发展，国库就会逐渐充盈。为此，康熙五十年二月(1711年3月)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

　　在此情况下，贪官的胆子越来越大，比如百姓交税粮1两，有的贪官竟然加派到十两十几两。例如山西巡抚苏克济贪污四百多万两，按照千两者死，够死4000次了，但康熙却“暂免其司”。表面是暂，只不过因为危害太大，康熙不过是照顾满朝反贪腐的情绪而已。

　　当然，对于贪污成风的情况，康熙也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其主要如下：

　　其一，掌控藩臬，控制天下官员。之前，清朝继承前朝体制，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计”也就是官员的业绩考核。藩臬到京后，需要将条呈上报给通政司，由通政司转交君主进行考核。但问题是，链条越长越容易出现偏差。为此，康熙将此政策改为直接面呈。这样，皇帝只需要控制百人，就可以控制天下官员，天下官员再去控制天下百姓。康熙认为，我对这百人的监控难道做不到吗?

　　实际上，他还真的做不到。不要说百余人，就连身边的人他都无法控制。

　　其二，允许“以风闻入奏”。这一制度其实自古即有，但问题是人性之恶，“风闻言事”往往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之一。

　　其三，大力奖励清廉官员。例如树立“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等清官形象。其实，奖励清官就证明天下吏治出了问题。树立清官的形象，无非就是告诉世人：大清朝有清官，贪腐的仅是小部分。

　　其四，创立密折制度。密折制度主要是监视官员的手段，但其汇报的内容中中也会涉及廉政问题。

　　通过康熙朝的各种政策管制，将吏治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再加上这时，“陋规制度”已经形成一种定例，百姓们、商人们、基层官员们知道每个贪腐级别需要给多少钱，这种“陋规制度”是通过明朝历史逐渐形成的，最终到了康熙朝成为一种潜规则。康熙对此也给予默认。

　　由此，反而让“低薪制”的官员的“索取”有了某种“限制”。下级知道给多少钱，上级也知道该要多少钱。

　　有时候，也会有上级想开口子儿多要钱，但问题是“潜规则”作为一种规则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皇帝默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后裁决者，你破坏，那对不起你就是贪腐。因此，因为“陋规”被下级告了的情况很多，而皇帝们对破坏者也进行严惩。

　　由此，百姓们心里有了底，有了底就知道该赚多少钱才有生存希望。

　　有希望就会有稳定，有安定。最怕的就是，下级不知道你要多少。

　　清朝就是这样的朝代，从朝代建立伊始“贪腐问题”就一直很严重，到朝代灭亡前更严重。但反而延续了两个多半世纪。

　　奇怪吗?其实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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