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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清代诸帝中最推崇汉文化的，他的一生几乎是在汉人堆里生活，加上他一生到处走、到处问、到处看，所以对汉军、汉官们了解非常透彻。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汉人难治、人心不齐、各怀私意。
康熙帝研究汉文化、汉人，不是他轻视汉人，而是总结教训，以便更好地统治汉人。他的意见，是通过广泛地接触、长期的考察、不断地体验，而最终得出的。至于是否正确，姑且不讲，但有些观点还是大致不差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对大学士们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一意见，指出：“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到大的，小者犹不可忽视，大者就应该更加留心。又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汉人究竟有何难治?康熙皇帝例举了以下几个方面：
怀挟私意，互相陷害。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二十四日，上谕大学士说：凡为臣之人，怀挟私意，互相陷害，自古有之。不但汉官蹈此习俗，即使是满官，也都如此。你们应当处以公心，变更此习俗。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十八日，云南道御史山东人王度昭上疏，参劾户部尚书李振裕接受属员围屏请将革职，即属这一类型。
康熙认为只收一个围屏就要革职，那么那些接受万金的人，应当如何处理呢?汉人喜好结仇，王度昭此参，可能是为其同乡官员们报仇，以泄私愤。因此，康熙帝谕旨，九卿会议免议，不处分户部尚书李振裕。
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谕令大学士说：观看九卿，凡是保举人员，非系师友，即属亲戚，这都是汉人相沿已久的恶习。天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只能依靠左右大臣。好的表扬，坏的惩处，国家事，还能得不到治理吗?
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九日，康熙对大学士说：李光地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所参的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际上不分汉军汉人。如果认为汉军都不好，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文不取的汉官，如沈朝骋那样的人。近来看到汉军只知道维护汉军，汉人只知道维护汉人，皆非公道，深为不取。
言行相悖，不耐劳苦。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二十三日，皇帝出巡对扈从人员说：讲道理的人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际行动，不能只讲空话。现在汉官人员中，有很多人口不离道德，考其究竟，看他们的行动，言行都不一致。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对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们谈到汉官言行不一时说：汉官但能做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说些套话、虚言假话，至于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尽责，也不能吃苦耐劳。如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须兼用旗员满官，才能完成任务。
汉人认为塞外辽阔，地少水操，行走艰难，以不能骑马为由逃避差遣。如满洲蒙古，每岁塞外居住，汉人何以不能，这都是不习惯行走的缘故。像李之芳为闽浙总督时，亲自领兵打仗，但是像他那样的汉官，实在是太少了。
奢侈之风，汉人居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十五日，有的大臣提出要移风易俗，专心俭约。康熙说：奢侈之风汉人居多。今满官田舍俱在北京附近，人皆知之。汉人内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乎有半个城市那么大，或有人多置田产园林。
所作文章不容删改。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二十一日，康熙把翰林院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们，召集在一起，将他做的巡幸五台山碑文，给学士们看，以便提出修改意见。他说：朕所撰碑文，一时结构未能精当，你们可与汉大学士们详细修饰，斟酌尽善。有能润色改易者，朕十分高兴，不感到厌恶。
康熙指出，汉人中有自负才高者，每写出一篇文字，不容人指指点点。如果给他改上一字一句，就会结成怨仇，这种习俗真是太卑鄙了，文章所以不到功夫，原因在此。他还对翰林院官员们说：汉人所作文字最不喜人删改，或因改其文章招来仇恨，凡事不务实际，专好虚名。
以上五点，即是汉人难治的具体表现。康熙指出这些毛病，是希望改变不良之习，并不表现他有民族偏见。对于满洲恶习，康熙帝同样也是深恶痛绝，亦同样指责，并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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