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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宰相”，乃系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最高行政长官之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官名。“宰”者，主宰也，“相”者，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太宰与相合称为宰相。其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有百官之首之称。
中国宰相制度源于商代。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当时丞相就是宰相。宰相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中书舍人、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
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
丞相之名始于秦，嬴政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央行政体制之首脑，同为宰相之职，宰相制度正式建立。
汉承秦制，刘邦建西汉后，仿秦，国家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与御史大夫寺构成。至汉武帝时，为防权臣专权，遂将政务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遂为皇帝之机要秘书处。 昭帝时，皇帝年幼，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军’等头衔来领尚书事。东汉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政将军;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为中央政府核心，三省者，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六部者，吏、户、礼、兵、刑、工，此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之进步与进一步发展。三省可同时运转，但三省之权力核心在尚书省。自贞观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议论，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渐成宰相议决军国大政之最高国务会议。
宋代中枢机构与设官大多沿用唐制。开国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并无定数，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政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政事;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
明太祖洪武建元之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其权分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遂被废除。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竟因他而废除，胡惟庸真的那么罪大恶极?
非也。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君权与相权矛盾由来已久。宰相，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亦可能因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君权与相权产生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历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皇帝乃国家元首，宰相为政府首脑，若无宰相对国家之管理，皇帝可能江山不保;如若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亦很难官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之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之矛盾，始终存在，此消彼长。
其二 ，相权挑战君权，引起君主猜忌。以纵横战斗而打下天下的朱元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绝不允许君权被挑战。而胡惟庸上台之后，自作聪明，先是加害刘伯温，使得浙东集团覆灭，后又以相权一再挑战君权，试探朱元璋底线，暴露野心，引起朱元璋猜忌
第三，胡惟庸案为废除宰相提供了借口。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与中书省吏上书奏告胡惟庸谋反，给朱元璋废相提供了借口，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至此，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之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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