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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公主受太宗宠爱，与她的出身并没有太多关系。《旧唐书》无公主传，对高阳生母也无记载，但对长孙皇后的七个子女记载得很清楚，所以高阳的生母为长孙皇后或太宗四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高阳是因谋反而被赐自尽的，若是四妃之女，四妃及其诸子不可能不被连坐。再观之长孙皇后所生的城阳公主，前驸马杜荷也是因为卷入李承乾的谋逆案被杀，而城阳却活了下来。可见高阳与唐高宗同母的可能性也是极低。所以高阳的生母应当身份较低，也可能早逝，高阳受宠于太宗与生母的关系不大，应该是她本身的个性比较对太宗的脾气。
而根据《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称为唐太宗爱女的一共有如下六位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不过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阳公主外，其他的几位公主都有事例可以证明她们的确是受到唐太宗的宠爱的。
比如贞观七年长乐公主出嫁的时候，唐太宗诏令有司为其准备的嫁妆比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多出一倍。然而就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御史大夫韦挺便曾上表批评时风道：“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非所谓嗣亲之道，念别离之意。正始之本，实在于兹。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长乐公主将出降，太宗谓房玄龄等曰：‘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咸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何为不得?请倍永嘉公主。’”(《魏郑公谏录》)
而长乐的驸马正是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长孙冲此时极受帝宠，被任命为从四品上的宗正少卿，驸马都尉，后来官至秘书监(从三品)。只可惜长乐红颜薄命，贞观十七年便病逝了。不过根据考古的发现，长乐公主的墓并没有遵照公主墓只设一道石门的规格，而是破格使用了三道石门——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可见唐太宗对长乐的宠爱，比之高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豫章公主与长乐相似，虽然嫁了人但贞观十六年左右便过世了，太宗为此穿了很长时间的素服，超过了礼法规定的父亲为子女服丧的时间，惹得群臣悚动不安，最后被魏征劝止。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従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魏郑公谏录》?)
城阳公主的第一任驸马是杜如晦之子杜荷，《旧唐书·杜如晦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显而易见，杜荷的郡公爵位是因为尚主得来的。而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只可惜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杜荷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处决，之后城阳改嫁的薛瓘任左奉宸卫将军(从三品)。而城阳改嫁时，太宗曾专门为她卜卦，并欲打破黄昏行吉礼的婚制而改由白天行吉礼，不过被马周谏止了。
“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上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决嫌疑，若黩礼乱常，先王所不用。’上从其言。”(《唐会要》)
新城公主，既是唐太宗嫡出子女中的最幼者，也是唐太宗最小的女儿，八岁时初封衡山公主——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可见唐太宗将衡山作为封邑册封了自己最年幼的小女儿，究竟有着何等的宠爱之心了。
衡山后来被许配给了魏征的嫡长子魏叔玉。魏征在太宗朝的重要性不需要多强调，而魏叔玉身为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从一品郑国公的爵位的。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魏征去世不久后就被人安上了荐人失当邀名卖直的罪名，太宗亲自写诏书下令悔婚仆碑，并为衡山另选了一门婚事。贞观二十三年二月，衡山出降长孙诠，太宗为了给爱女长面子，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
“操……(贞观)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旧唐书·外戚》)
遗憾的是，太宗虽然希望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爱女出嫁，但是很可惜，由于公主出嫁的仪式十分繁琐，分为“册公主、公主受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盥馈舅姑、婚会、妇人礼会、乡丈夫送者、乡妇人送者”等步骤，且“诸土冠婚，公主降嫁等并筮日于南门之外，择日举行吉礼”。所以一直到五月份太宗去世，衡山的婚礼也没能完成，等到永徽三年除掉丧服后，唐高宗将自己最年幼的胞妹改封为新城郡长公主，这才正式完成了婚礼。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六位得宠公主中已出嫁的有长乐、豫章、城阳与高阳这四位，新城则是许婚待嫁。然而无论是从驸马的地位来看，还是就公主们本身所受到的特殊优待而言，很明显，长乐、城阳、新城都要比高阳有宠得多。
不过同样有意思的是，虽然《旧唐书》说房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但是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都没能发现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杜如晦之子杜荷还能够因为娶了城阳公主，得封正二品的郡公——不要以为杜如晦死得早，杜家就渐渐没落了，房谋杜断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要知道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建立凌烟阁，将杜如晦排在了第三名，房玄龄还落后了两名。而那时杜如晦已经死了十三年了，房玄龄仍健在，可见唐太宗仍时时挂念着杜如晦的。长孙操也因为儿子尚新城公主为驸马，得以升为从三品的刺史。唯独不见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何种特殊待遇，反倒是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因为房玄龄病危，唐太宗亲至其病床前与之握手诀别，并当即授予了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正四品下)，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房玄龄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儿子们的显贵。
这样看来，虽然史官说了房遗爱是因为娶了高阳公主而在众多驸马中脱颖而出的，然而就史实而言，房遗爱备受优待更多的是托了他父亲的福而不是妻子的福。更别说房遗爱在贞观一朝的地位根本不能与长孙冲、杜荷等人相提并论了，即便是在同样尚庶出公主的一干驸马里，比起萧锐、高履行等人身为凌烟阁功臣长子承袭的从一品国公的爵位，房遗爱得到的待遇也是毫无出彩之处。所以若要由房遗爱受到的待遇来推断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证据未免太过单薄，何况高阳公主固然“有宠于太宗”，不过一旦与晋阳公主相比，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会要》：“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
史书里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李治与晋阳因为长孙皇后早逝而被唐太宗亲自抚养。这一殊荣别说是在唐太宗年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便是放眼历朝历代，恐怕也就只有清朝康熙皇帝那个两废两立的太子可以稍相媲美。而高阳虽然有宠，却从未能像晋阳那样日日都与父亲相亲相见，陪伴左右。更何况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晋阳深得太宗宠爱的事件还有很多。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新唐书》)
晋阳能够临得一手飞白体，与太宗的亲笔真假难辨，想必是时常与太宗一起待在书房的缘故;晋阳不幸夭亡后，太宗悲伤不能自己，又下令将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在公主墓旁修建佛祠，为晋阳的往生祈福求祷;而晋阳这个封号本身就饱含了太宗对这个爱女的宠溺之情——孰不知晋阳正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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