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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久的处于农业社会，农民长期是国家的主体。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王朝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国家军队的主要兵员提供者和国家征收赋役的主体。因此农民的生活就具有代表性，农民的生活的状况，实际上是一个王朝富足程度的象征。一个“民无所食，衣衫褴褛”的朝代是不能算作富裕的。
我们这里说的农民通常指的是自耕农。
自耕农是一个小范围的概念，自耕农是农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自耕农阶层自身的稳定与否，不仅直接影响这一阶层的生存、发展，且对整个国家能否良好运转都具有重要影响。财产稳定是一个关键指标，自耕农大规模破产往往就是一个王朝灭亡的先兆。
农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猎户、鱼户都算做农民。自耕农说白了就是进行粮食生产的。那么宋代的自耕农是怎么来的呢?
自耕农的来源也是多途径的。有的是家庭是“目不识丁”，而有的家庭却是“耕读传家”，很明显同是自耕农来源却不相同。
早在商周时期，有部分农民以“蓺稷黍”、“蓺稻梁”为业，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耕农雏形。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自耕农的数量也迅速增加。秦汉时期自耕农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体。
宋代自耕农的第一个来源：上一辈自耕农的传承，也就是祖祖辈辈都是耕农的。
北魏至唐朝中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并非剥夺农户原来的自有土地，而是国家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两税法之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均田农户成为事实上掌握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北宋的建立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也未进行重新分配，所以北宋自耕农阶层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沿袭于唐末五代的自耕农。
宋代自耕农的第二个来源：佃户上升。
史学界经常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来对宋代的土地政策加以概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土地。一部分勤于劳作的佃户，稍有积攒就买田置地独立出户上升为自耕农。《袁氏世范》中有一句话经常被学者引用：“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胡宏的一句客户“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名户，便欲脱离主户而去”，佃户购买土地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宋代自耕农的第三个来源：乡村地主地位的下降。
上边说了，“贫富无定势”，贫者可以上升，富者也会下降。一部分经营不善的地主破产后成为自耕农。有的地主是因为分家导致大块土地被子弟分出，几代之后这些人就成为自耕农了。也就是老话常说的：“富不过三代。”
朱熹就曾感慨道：“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问，富者贫，贫者富。”
土地是自耕农最重要的财产，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算作衡量自耕农的财富的标准。富者连田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土地的数量：
宋代是鼓励农民大胆开垦荒地的，北宋初期战乱甫平，出现了大量国有荒闲地。以开封附近为例，“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就差说一句：大家都到西北去，开垦荒地耕种三年就算作自己的土地，前三年免除赋税哦。
据《宋史》卷 173《食货志》记载，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全国垦田数为 295 万余顷，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增加到了将近 525 万顷，仅 45 年时间垦田数就增加了 78%。
太宗迁晋、云、朔等地农民到开封西部附近，“垦田颇广，民多致富”。
北宋政府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和增加税收，采取的鼓励农民垦荒和耕种逃户田的政策，不仅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发展，也扶植巩固了一大批新的自耕农民。宋代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垦荒，农田的开垦率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时达到了近 525 万顷。
可以想象去开垦荒地的多为无地的流民、客户和少地的下户农民，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拥有了对所垦荒地的所有权，使之成为“永业”。
拥有土地，最起码衣食无忧。
亩产量：
史学界经常认为宋代实行的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不然。不官是宋代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都主张实行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宋朝的统治者很清楚，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才是自己赖以统治的基础。
但是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相反却鼓励土地的流转。事实证明这个策略非常正确，提高农民各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上户地主阶层如果不善于经营就会下降为自耕农甚至佃农;中下户自耕农民勤于劳动，则可以上升到地主的行列。
这样的措施就逼迫农夫不得不提高亩产量，提高生产效率，土地复耕。
早期农业的发展看中耕种的广度，横向发展表现为铁犁牛耕的推广。众所周知，宋是一个小国地区性的王朝，土地并没那么多，加之另一些原因，宋代自耕农看中对有限的土地深耕种，其表现为精耕细作。宋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隋唐时有了很大提高，大约是唐朝的二到三倍。
精耕细作靠的是勤劳，“勤于耕畬，土熟如酥;勤于耘籽，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而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勤劳。
这都促进了自耕农财富的积累。
赋税。赋税也是衡量自耕农是否富裕的标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占有一块土地的乡村民户作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有向政府纳税服役的义务。如果统治者行苛政，横征暴敛。亩产量再高，大部分如果被国家拿走，那自耕农还是依旧贫困。那么宋代的赋税程度如何呢?
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灾害频繁，政府和民间除了采取建水利、设立义仓等主动预防性的措施以外，很多时候只能被动应付，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传统的农耕区处于季风性气候区域，这种气候怎么说呢?就是旱涝不定，有时候连年大旱滴雨不下造成谷物颗粒无收;有时候是连年阴雨，洪涝灾害哀鸿遍野。
宋代是古代大型的统一王朝中发生自然灾害频率较高的。桂慕文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得出，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到南宋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 年)的 319 年中，有297 年发生自然灾害，占其统治年数的 93.1%;只有 22 年风调雨顺，仅占 6.9%。较之中兴时代的唐王朝，其自然灾害的频率显然高多了。
这种极大的不确定的性就促使中国人发散智慧兴修水利工程，大禹治水也可以看作是兴修水利的传说。准确可考的水利工程可以追溯致春秋战国，西门豹主持修建的引漳灌邺水利工程，魏国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起开始开凿的沟通江淮黄的运河鸿沟。最著名的当属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真是惠泽千年啊，“天府之国”都江堰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体恤民情轻徭薄赋免除赋税也是必要的措施。
宋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一般都比较关注民生，常年都较为重视兴修水利、储备余粮、兴建义仓用以备灾。譬如《宋史》记到，宋初“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必凶欠，亦辄蠲之”，“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赋役负担及对生活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一直占据了主导：历代的剥削方法虽不同，但封建剥削的实质是直接生产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几乎全部都缴纳于民间地主与封建国家，除了维持自身与亲属的生存而外，别无余粮。
如果真的是这样，宋也不会被冠上一个“富”字了。
总体的赋税负担：
宋朝建立初期，太祖吸取五代十国灭亡的经验教训，实行较为轻省的赋税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皇祐、治平年间国家的总赋税就已经“一亿万(贯)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税入是唐代的数倍之多，“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南宋叶适也不无羡慕的说道：“祖宗之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
这样的赋税是不是意味自耕农的赋税很重呢?
其实不见得。
第一，前边说了宋代劳动生产率是唐代的二到三倍，唐代粮食亩产平均约为米一石，到了宋代每亩平均可产米二石，是唐代的两倍。在粮食亩产提高、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总的税收额当然也会大幅上升。
第二，宋代工商业很发达。据贾大泉的研究，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 7070 万贯，农业两税收入为 2162 万贯，占赋税总收入 30%，其余 70%大部分为工商业税收。杜文玉通过计算也得出，宋真宗天禧末年工商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高达 78.6%，工商业收入的绝对数是唐代的三倍之多。
这些数字不能说准确，但宋代政府非农业收入大大超过农业收入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就表明宋代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以加重对农民(主要是主户中的自耕农)的剥削来实现的。工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所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第三，隐田，也就是偷偷开荒。这种偷偷开垦的土地，收入可全都是自己的。据杜文玉研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 2《食货典二》中记载唐天宝中的耕地面积不是真正的垦田数，唐代实际的垦田最高时为620 余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 0.783 亩，宋代一亩约合今 0.974 亩，如果把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 485 万多顷，宋代为 511 万多顷。唐宋都有隐田现象，宋代耕地多于唐代，赋税高也是理所应当。
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其次家庭手工业也是自耕农拓展财富的手段。这应该是宋代自耕农的多种经营!
吴晓波做过数据研究，他推测宋代的城市化率在32%。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5.7%，这就是差距。宋代养活了当时全世界最多的城镇人口，两宋的都城人口都在百万!没有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盛况的。
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居住在城镇周围的自耕农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种植业，出现了大面积种植瓜果蔬菜的特殊景象被称之为专业户，如果农、菜农。瓜果蔬菜的收益可是很高的，靠近城市就地贩卖，专业户普遍富裕起来。
王炎所说，“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往往从事多种混合型的经营活动。只要有致富的想法，是能够富裕起来的。
其次家庭手工业也大放异彩。
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在宋代农民家庭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家庭纺织业对一个家庭的贡献是巨大的，宋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汉唐时期，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业达到了顶峰。北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开始出现，到南宋时已成定局。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没有意味着两宋纺织品产量的下降，史料显示，即使是在战乱频繁的河北路一带，纺织品的产量仍然很大。因此在农民的家庭经济构成中，纺织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得出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每户农田面积为95.5 亩，到九十年后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降为 34 亩。土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自耕农纯种地收入比重的下降，相应的，纺织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江南地区蚕桑业更加发达，比如自然条件较好的吴中，蚕一年可以成熟八次，养蚕制丝获利极大。十口之家，养十箔蚕，可织小绢三十一匹，易米四十三石，按宋代粮食亩产米二石计算，养十箔蚕相当于二十一亩地的粮食产量。我们又可以根据古代蚕桑的比例，算出养十箔蚕只需要大约三亩桑田(桑树的下面还可以种粮食)。
从数据来看宋代农民的生活还是挺滋润的，那么宋代史籍中关于民众生活疾苦的记载是怎么来的呢?
宋代史籍中对农民生活疾苦的记载
不论是正史典志还是文集笔记，对中国古代农民的描述大多是灰色的。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农民生活的悲惨。
宋代正史典志中对农民生活困苦的描述很多，以司马光说的这段话最为典型，后世引用的也最多：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载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
解读这段史料很容易得出宋代农民生活悲惨、地主剥削残酷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论。
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条史料的背景和写作者的目的，就不难发现上述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这是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抨击新政时说的，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存在夸张之嫌。
而且就这段话来说，如用“忙碌”、“辛苦”等词语来概括反而更显恰当。
至于“水旱、霜雹、蝗域……”都不是社会的常态，不足以概括自耕农的平常生活。
宋代秉承刑不上大夫，三百年不杀大臣。一些清流为了彰显自己关心民间疾苦，专门记录自然灾害发生、吏治败坏时农民生活艰难困苦的一面。这些记载多属于政治家的政论文，他们在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表达某一具体政见或者是打击政敌时，会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描写有意识地夸张，有时甚至还有自相矛盾之处。
综上所述，宋代农民的生活应该是封建王朝中最好的了。
宋代虽然不强，但是宋民是很有幸福感的。
终宋一代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据。
宋民真正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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