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古人别号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了解某位古人生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书中这位古人经常会出现数个不一样的称谓。比如北宋词人苏轼，有人叫他“苏轼”，有人叫他“苏子瞻”，也有人叫他“苏东坡”;又比如唐朝诗人李白，有人叫他“李白”，有人叫他“李太白”，也有人叫他“李青莲”。那么这里就有很多人不明白，难道苏轼、李白他们的曾用名有这么多吗?当然不是，其实这三个称谓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代表的是不同的意思。如苏轼，其实“轼”是苏轼的名，“子瞻”是苏轼的表字，而“东坡”则是苏轼的别号。
“名”我想无需多介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熟悉的名字，而“表字”则是古人在本名之外所取的另外一个称谓，《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就是幼时取名，成年取表字。而古人之所以要那么做，其原因如同唐经学家孔颖达所说“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成年后，被直呼名字是一个特别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古人就会给成年后要步入社会的子女取一个“表字”，它就是专门用来在社会上供对方称呼所用的。
也正因为“名”和“表字”都是为了礼仪而产生的。所以在取名和表字上，古人都必须遵循着家族、宗法、礼仪及行辈之间的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因此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对自己的名和表字进行随心所欲的"创造"，他们必须遵循着各种的礼制。当然，这些条条框框的规矩对于那些有自己想法的文人墨客来说，这绝对是一种煎熬，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显然是不能，也不敢冲破礼制对于他们的禁锢的，无论再怎么不愿意，他们也都得遵循着这种规矩。
可是这些文人墨客显然也不甘于被世俗的规矩所禁锢，所以聪明的他们就想到在“名”和“表字”之外再为自己取一个称谓，而这就是“别号”。“别号”在当时多用于自称，及他们自己所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笔名")。比如欧阳修所作的《醉翁亭记》，“醉翁”就是欧阳修的别号，再如陶渊明所作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的别号。
“别号”的作用就是供那些不甘于寂寞的文人墨客自由地抒发和标榜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时所用的。比如明朝画家唐伯虎，他觉得人生就是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于是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六如居士”的别号，意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人生”。又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他因看不惯那些讥讽他不守礼法的权贵，所以为了表达他对于那些人的蔑视，就为自己取了一个“放翁”的别号，意思就是“我就是一个豪放的老头”。
而起号之风，源于何时，现不得而知，文献资料也甚少提及。不过从历代的记载来看，“别号”出现的时间最晚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别号”已经可以在文献资料找寻到其踪迹。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少姜有宠於晋侯 ， 晋侯谓之少齐 ” ，在这里杜预就说道“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孔颖达也说道“盖以其齐女，故以齐为别号“。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在唐朝之前，“别号”之风并不盛行，此时文献记载出现“别号”的记载可谓只有寥寥数笔。虽然在东汉末年相继出现了卧龙、凤雏、水镜这些为人所熟知的“别号”，但是从大环境来看，此时的“别号”并不多见，如当时“竹林七贤”这些名士就都没有别号，而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魏晋时期“别号”并不流行。
可以说直到唐之后，取号之风才开始在文人中流行了起来。而其流行的原因在于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此时诸多的文人墨客都不再受限于太多礼法的禁锢，从而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放飞自我，再加上当时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大文豪都争相以“别号”来宣示自己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取“别号”开始逐渐流行于天下。此时白居易的“香山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李商隐的“玉溪生”、李白的“青莲居士”、王维的“摩诘居士”、刘禹锡的“庐山人”等“别号”纷纷出现在各种的文献记载中。
不过唐朝的“别号”从流行的范围来看，它只是流行于诗人这一圈子当中，对于唐朝其他圈子来说，他们似乎都不是那么热衷于取“别号”。如唐朝四大画家吴道子、阎立本、韩干、周昉等就都没有“别号”，亦如姚崇、宋璟、郭子仪、裴度等也都从未有过“别号”。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唐朝的“别号”似乎只流行于诗人之中。
不过到了宋之后，随着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许多文人开始跻身于国家最上层的决策机构之中，再加上宋朝文风盛行，文人的地位不断的在宋朝得到提升。也就是如此，取“别号”这个原本只流行于文人之中的行为，开始被社会主流所接受。之后不管是文人墨客，亦或是权贵官宦都开始为自己取“别号”，如欧阳修(醉翁)、王安石(半山)、苏轼(东坡居士)、司马光(迂叟)等，甚至在当时就连宋徽宗赵佶也都为自己取了一个“宣和主人”的别号，可想而知此时连皇帝都开始取“别号”了，“别号”之风在北宋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自此“别号”之风开始盛行于天下。
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此时不但人人都有一个“别号”，而且有时候一个人还拥有数个“别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就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别号，再如明朝画家唐寅就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数个别号。可以说这个时候“别号”已经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标配”之物，这时只要是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都会为自己取一个“别号”。
那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问古人在取“别号”的时候，有没有规律可言?这里我只能说规律肯定是没有的，毕竟“别号”是文人墨客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所以几乎不会有什么规律。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别号”虽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是大多却也有着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总结起来古人所取的“别号”大多都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只是大范围的):
其一、“特定名词”。古人取别号一般情况下都会加上“先生”、“公”、“子”、“老人”、“翁”、“外史”、“山人”、“散人”、“渔”、“山樵”、“叟”这样的名词。如称“先生”有东莱先生(南宋吕祖谦)、龙川先生(南宋陈亮)等;称“公”有石公(明袁宏道)、眉公(明陈继儒)等;称“子”有幽忧子(唐卢照邻)、知非子(唐司空图)、归来子(北宋晁补之)等;称“老人”有千岩老人(南宋萧德藻)、黄华老人(金王庭筠)、西岩老人(元张之翰)等。
称“翁”有醉翁(北宋欧阳修)、放翁(南宋陆游)、笠翁(清李渔)等;称“外史”有海岳外史(北宋米芾)、会稽外史(元王冕)等;称“山人”有九华山人(唐杜荀鹤)、少室山人(明胡应麟)、射阳山人(明吴承恩)等;称“散人”有湖海散人(明罗贯中)、顾曲散人(明冯梦龙)等;称“渔”有沂东渔父(明康海)、藕荡渔人(明严绳孙)等;称“山樵”有百子山樵(明阮大铖)、天目山樵(清张文虎)等。
其二、“以居士自居”，自称居士的文人大多是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或是看透世间冷暖;或是在政治上失意，有归隐田园的心思;亦或是自认自己是有才学的“世外高人”。如苏轼号“东坡居士”，这个别号是他在被流放到黄州时所取的，同时“东坡”是他在黄州城外打理的50亩田地的名字，显然此时苏轼已有了归隐田园的心思。
如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这个别号是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遭受到多次诬谤后，心灰意冷提出辞官的时候所取的，正如他在《六一居士自传》中说到“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此时他已经看透世间冷暖，就想辞官。再如范成大晚年号“石湖居士”，取这个别号时他已经多次向皇帝奏请辞官，然后归隐田园，但都被拒绝。
其三、“以道人自居”，这个“别号”大多是出现在元代，因为这个时候文人大多崇尚道教，而在道教中道士们就经常以“XX道人”自居，因此文人们也就有样学样。如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等。
其四、“带有抒情色彩”。如南宋亡国时，很多南宋文人取“别号”都带有一种不忘宋朝的意思，如宋末诗人郑思肖号“所南”，意思就是不忘宋室。再如明朝亡国时，学者傅山号“朱衣道人”，“朱衣”之意就是他认为自己还是朱家王朝的子民。再如清末年间，文人圈子中盛行“奋发图强”的思想，所以此时的文人取别号多数带有“爱国图强”的寓意，如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瑾号“竞雄”等。
当然文人取“别号”除了有抒发家国情怀的意思外，还有就是对自己本身志向与情趣的抒发，如南宋词人辛弃疾，因为其重视农业，晚年又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因此就自号“稼轩”。又如南宋诗人戴复古号“石屏山人”，《感遇》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即用"石屏山人"来表达自己坚硬，素朴的精神。再如北宋诗人张咏号“乖崖子”，其言“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即用“乖崖子”来表达自己想要超脱世外的志向。
以上就是文人墨客们在取“别号”时所拥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当然这个并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大部分都是采用以上的几种方法去取“别号”的。
同时一般来说，别号多是文人墨客自取的，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亦如欧阳修早期的别号“醉翁”，《醉翁亭记》云“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不过"别号"也有一小部分是别人取的，如宋朝宋祁因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名句，就被世人送上了“红杏尚书”这样的别号，亦如唐代诗人温庭筠因其在叉手之间就可写出一首诗，正所谓“八叉乎而成八韵”，故世人送其别号“八叉”，再如陶渊明的书斋名“聊斋”，故世人送其别号“聊斋先生”。
当然不管"别号"是自取的，还是他人所送的。"别号"的作用就是用来彰显出文人的“与众不同”，及突显出文人们自己所要表达的那种情趣和志向，而这就是它存在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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