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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植的儿子曹振镛，虽然头顶出身官宦家庭，但却未如纨绔子弟一般不学无术，相反他学习十分努力。

　　27岁这年曹振镛便考取进士，被安排到庶吉士梯队进行培养。十年后，参加翰林大考，虽然只是取得三等，由于此刻他的父亲正担任尚书，乾隆对其父印象很好，所以加恩特授翰林院四品侍讲。此后其政治仕途犹如东风吹起的大帆，无比通畅平稳。先后任通政使、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工部尚书。

　　在嘉庆十八年(1813)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登上首辅位置。道光继位后，得到全面使用，是道光最器重、最宠信的一位权臣。任武英殿大学士，简授军机大臣。在长达52年的仕途中，清代论官位之高，做官时间之长再无第二人，曹振镛屡次打破清代官员各项指标的记录。

　　然而奇怪的是，《清史稿》在撰写曹振镛履历时，只有寥寥几百字，与其宦途时间之长形成强烈反差，形成了清代三朝元老当官时间最长，简历却最短的罕见现象。

　　如果我们认为曹振镛平庸无奇，却也真正被曹振镛给迷惑了，起码曹振镛绝非平庸之辈。只不过“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是他围绕权利周围攫取政治资源的手段。作为高级官员的儿子，深知官场波涛暗涌，小心才能行得万年船，这些家传的为官套路，曹振镛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其政治手段和学识历经三朝不倒，绝非偶然。

　　他的一生就是波澜不惊的一生，任何过人之举，都能让他在跌倒在通往官场成功的路上。他既要表现的无所为，又要在恰当时候表现自己的特殊能力，毕竟古往今来的领导者都不会真正喜欢一个窝囊废。这就需要一个度，如何在关键时刻发力，在曹振镛看来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就是用巧劲儿，做巧官。别人把一生的学识和能力用在建功立业上，而他用在了如何做官上，行走官道使用厚黑，不被厚黑，从而成为政坛不倒翁的古今大成者。

　　如果说乾隆、嘉庆是曹振镛的政治起点，那么道光帝的继位则让曹振镛一下子跃升到政治高点。

　　道光继位后，也本想有一番作为，但当面对每天大量官员们递上来的奏折“高可数尺”还是感觉吃不消。没多久，道光就问曹振镛这事怎么办才好?曹振镛马上就提出了巧妙办法说：“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此后都知道皇上精细，没有大事，他们就不敢给您递折子了。”道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离不开曹振镛。

　　以勤俭著称的道光帝在处理内务府报销款项时，有一次发现鸡蛋报销价格实在太高，但由于自己不知道鸡蛋到底该卖多少钱时，问曹振镛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一听就知道是内务府虚报价格，忽悠道光，但内务府的官员可是不好得罪的，于是曹振镛赶忙回答说：“臣不知道，臣身体不好，不吃鸡蛋，所以也不买鸡蛋。”《清史稿》

　　这些小细节完整体现了曹振镛为官使用的“巧劲儿”，尽量把“多磕头，少说话”发挥到极致。曹振镛越是这样“低调”，道光就越喜欢他。夸他工作能力：“承书谕旨，尽心竭力”，在他去世后，道光更是给了曹振镛高度评价：“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最后给了当时文臣最高谥号文正，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清朝得到“文正”谥号的，算上曹振镛也不过八个人而已。

　　与其说曹振镛无所作为，只做巧官，倒不如说自乾隆中后期到嘉庆、道光，最高层的统治风格便是“不生事”，所选用的官吏大抵必须按照这一风格选用，而曹振镛却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和受益人。

　　许多人往往以为曹振镛做官秘笈是大清最成功的一个，然而这都是表面。本质上，曹振镛做官手段并不新鲜，以“少说话”作为当官风格，他不是历史上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宋代是宰相辈出的一超，其职位更迭，人数之多都创历史之最。其中有几位宰相能够长时间在岗，也大多源于迎合皇帝为政的风格和胃口。如宋真宗时大力宣传“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官场争相做老成持重的榜样。按照宋代管理官员制度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三年内不出什么差错，就会正常得到提拔。李沆做宰相时，接待宾客都轻易不多说一句话，他的弟弟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的葫芦。”章得象更是以默默无所为得到重用，一直当到宰相。

　　曹振镛的成功在于他遇到了嘉庆、道光一类的人物，如果遇到康熙、雍正一类开拓性的帝王，则断不至于如此受到宠信。虽然嘉庆、道光对官员们不作为，不负责任进行过痛批：“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但却明知此等官员作风现象严重不加以大力纠正，而是不断重用这类官员，看来曹振镛这类的“庸官”始作俑者即是嘉庆和他的儿子道光。

　　许多人往往将曹振镛形容成什么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毫无能力的官场老狐狸，这也不符合常情，如果一个人如同木偶，毫无能力，断然不会持续受到嘉庆、道光的重用。

　　曹振镛做官既有能力，又无神奇之处。为官52年，未受到贪污受贿等指控，其担任主考官时能坚持原则，为当时的清朝选拔出了“林则徐”一类的清流高官。但是总体看来，他的不作为，整整引领了一个潮流。后来的帝师和大学士们无不如同曹振镛一般。

　　曾国藩对此现象曾给他的至交郭嵩焘写信痛批，大谈朝廷高层官僚的不作为和政坛元老不倒翁：“往在京师，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贾、(贾祯)、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糊涂马虎)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相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这些人都是在嘉庆、道光帝选人用人培养下的一批“曹振镛”们，彻底把晚清带入死气沉沉。

　　可以说，曹振镛能够三朝不倒翁，完全在于自己运气好，遇到了守成之主。但是从当时的国家角度来讲，在世界大格局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形成，却一味强调“守成法祖”任用以曹振镛为代表的“没嘴葫芦”的官僚阵营，这些官僚队伍又以不作为的力度，将逐渐走向滑坡前夜的大清往下推了一把，加速了清朝最终的“抽心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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