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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生于紫禁城里的皇帝家喜添新丁——明神宗朱翊钧的郑贵妃为他诞下一位龙子、皇三子朱常洵。而在朱常洵出生前的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明神宗朱翊钧的王恭妃已为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郑贵妃是神宗最宠爱的女人，都说爱屋及乌，所以，朱翊钧就想废长立幼，但是，此举遭到众大臣的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一场“国本之争”，大臣们与皇帝整整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四位首辅被炒，另有十余部级要员及其他级别的官吏三百多位遭殃，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神宗还故意不上朝以示抗议。但是，明朝的大臣都是狠人，一拨人倒下，另一拨人又冲了上来，可谓是前赴后继，皇帝的旨意就是不能执行。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错失太子之位的朱常洵，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册封为福王。朱常洵虽然失去了太子之位，其父皇却从物质上尽量满足他，所得赏赐，不计其数。但是，他仍赖在京城不走，在朝臣的一再奏请下，直到万历四十二年，神宗才让他就藩河南洛阳。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明史》)
朱常洵就藩洛阳后，更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己用，弄得藩下民众生无可恋。自己也收当年的小帅哥，吃成个重达300余斤的大胖子。到了他的亲侄子崇祯帝执政时期，在朱常洵的祸害下，洛阳的情形就更加不堪，以至于连明军士兵也纷纷报怨：“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明史》载：“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阳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
所以，当李自成的民军由陕入豫时，饥民纷纷揭竿响应。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 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由于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时分，部分守城士兵哗变，负责指挥守城的河南参政王胤昌被绑，总兵王绍禹被杀，坚持守城的明军多人遭戮，不少人因惊堕城。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
洛阳城陷，朱常用洵这才慌了神了，一家人缒城(从城上以绳索垂至平地逃出城外)而逃。他的儿子朱由崧年轻腿快，逃出了民军的追捕，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360斤重的朱常洵却没儿子“命好”，这么胖的大家伙，哪能经受旅途劳苦啊，只好跑到洛阳郊外的一座破庙迎恩寺藏身，结果，第二天就被民军搜出。身为大明福王的朱常洵很熊包，见到李自成后，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哀乞饶命。
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袅首，将头颅示众。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关于福王朱常洵之死，民间与野史的记载非常血腥，那就是被李自成吩咐手下与鹿肉一同煮食了，是为“福禄宴”。其中又有“宰煮”与“活煮”之分。“宰煮”说为：“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而彭孙贻《流寇志》对此的记载则是：“闯将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斩获颇多……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尸王城下，承奉二人乞葬王而就死，自成许之。敛王于西关，遂自尽于侧。“
福王朱常洵为义军所擒，苦苦乞活，李自成对他厌恶至极，遂将其带到宴会上，活生生割掉一大块肉剁碎跟鹿肉拌在一起当下酒菜，让他看着吃完(或许还逼他吃了点)，之后处死，但没有继续吃掉尸体。两太监跑去哭祭，李自成准许他们办理福王的丧事，因此福王是有葬身地的。
福王朱常洵到底是怎么死的?《明史》也另有说法：李自成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这样的结果显然与朱常洵被活活煮成人肉汤的稗官野史不符。
又据《福王朱常洵圹志》：“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
至于“福禄酒”传言如何空穴来风，成为伪史，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在福王朱常洵尸体的去向问题，几百年来，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清朝统治者为此大作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显然，所谓的“福鹿宴”，应该是清朝统治者对义军的诬蔑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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