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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白居易当年去长安参加科举，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见前辈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
后人读到此，多以为是前辈们总爱吓唬吓唬年轻人，其实顾况还真没瞎说。白居易去长安考试那年是806年，唐宪宗刚刚登基，关中粮价高昂。事实上，贯穿整个唐朝，只要漕运出现问题，别说关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饿死，却极有可能死于因为缺粮而导致的兵变……
所以，只要关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驾东都洛阳找食吃。而统摄全国的政治重心，从长安转移至洛阳，再从洛阳转移至汴州(开封)，从五代十国起一直定都在开封。要知道开封的地理位置实在算不上好，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但中央政府搬到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运粮成本比到长安大幅度减少了，可见这么多年来，粮食压力有多重。
但是，困扰唐宋百年的粮食危机，却在一个十几年装神弄鬼如一日的皇帝手上解决了——宋真宗赵恒。
说起来，这个宋真宗赵恒，整了很多自导自演的神仙显灵，而且三降天书封禅泰山。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眼里，这个皇帝实在太不靠谱，但是在农业生产上，他还真是一把好手，从理论到实践，推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终于解决了人民群众吃饱饭的问题，为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打下了基础，史称“咸平之治”。
一、提拔重视农业的官员
宋真宗这样一个“神棍”皇帝，为什么会对农业感兴趣?
后世公认的一条原因，就是“家教因素”。宋真宗的老师邢昺，是北宋年间以精通“农事”著称的学问家。“重农”的意识，小小年纪就在心里扎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大宋，正是农业压力极重的时期。
大宋定都开封，粮食转运的压力大大减轻，但生产压力却极大。唐代时曾是中国第二大产粮区的河北地区，《澶渊之盟》前一直是宋辽战争的主战场，多年来“丁壮毙于传输,膏血涂于原野”。外加宋朝“田制不立”，普通农民的赋役负担极重，农民起义也不断，堪称内忧外患。
以宋太宗至道元年(这年距离宋太宗驾崩只有两年)，北宋三司使陈恕给宋太宗的叫苦说：此时大宋的国用军需，处处都要用钱粮，就算是桑弘羊耿寿昌等理财大师再生，也解决不了这难题啊——这，就是宋真宗登基后，“接盘”过来的“缺粮”江山。不“重农”?不用辽国打来，大宋就得“断顿”了。
所以，自宋真宗登基起，“重农”就是一条重要国策。就连选拔任用官员时，“重农”也是基本要求。就以宋真宗年间，那几位深得宋真宗信任，却被《宋史》“尊称”为“五鬼”的几位奸臣来说，那其中，就不乏“农业高手”。
典型一位，就是“五鬼”里一位极品奸臣，留下“溜须”典故的丁谓。此人虽奸，却有“硬核”的农业水平。在其亲手缔造的“南京后湖工程”，更堪称古代“农业综合治理工程”的典范。
当时的丁谓，一度担任升州(南京)知州。那时的南京后湖，由于多年疏于管理，已经成了一片烂地。丁谓到任后勘察一番，果断上演了神操作：把后湖上的农田全部“退耕”，烂泥重新挖掉，重新蓄水养鱼种菱，旱时更可用后湖湖水灌溉。如此创造性的“多种生态经营”，迅速提升了南京周边农业产量。这场“综合治理”奇迹，也成为了这位一代奸相，早年飞黄腾达的重要资本。
所以说，别管宋真宗时期的大宋朝堂，充斥着多少“鬼”，以实际能力说，这确实是北宋历史上，“农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届大宋政府。
于是，宋真宗年间的农业国策，也是一条比一条接地气，宋太宗年间征到“天价”的“买卖农器税”，被宋真宗尽数废除，农民们购买使用新农具的成本更低。从此大量先进的农具，开始在北宋民间陆续普及。买卖耕牛的税额也大量减免，杀牛的禁令更严。明清古典名著里“想吃就吃”的牛肉，放在宋真宗年间“开吃”?绝对是高风险的事儿。
另外还有景德二年 (1 0 0 5 ) 十月编成的《景德农田敕》，此后长期沿用，“民间咸以为便”。这个农业法令对宋代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甚至就连宋真宗一生槽点满满的“天书封禅”活动，别看多么荒唐加劳民伤财，“农业”都是其中不二的底线：每次“天书封禅”活动，都要避开农时，期间修路修宫殿等工程，能用军兵就用军兵，就怕“伤农”。
当然，宋真宗也更明白，要提高农业产量，与其指望老天爷，不如指望另一个靠谱的学科：科学。
二、技术型皇帝在皇宫亲自引种
宋真宗的“重农”国策里，“科技兴农”这话，他虽没说过，却是做得实实在在。典型一样，就是引进占城稻。
比起中国传统稻种来，产自东南亚的“占城稻”，以抗旱早熟著称。但在北宋初期时，占城稻仅在福建地区有少量种植。但这款高产的稻种，却也早早引来了宋真宗的兴趣。他特意派人用珍宝，从占城天竺等国换来高产粮种，然后在皇宫里试验种植。有时种高兴了，还把大臣们拉来欣赏。电视机《知否》里那位拉着“顾二爷”种稻子的大宋皇帝，确实很有宋真宗的影子。
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更成了北宋农业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真宗正式下诏，把三万斛“占城稻”运到江淮与两浙，在当地推广种植。还专门贴榜，详细介绍占城稻的耕作种植方法，手把手教百姓种稻。这场“绿色革命”，对中国古代的农业版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宋真宗这一“带头”，各级官员都开动脑筋，拼命提升农业科技。比如新型的“圩田”和“山田”，就在东南大地普遍推广起来。北宋的耕地数量因此大幅提升。同样是宋真宗年间，名臣李溥主持了“钱塘江堤改造工程”，以新型的“竹笼堆石块”与“堤外打桩”技术，令钱塘江堤从此固若金汤。
同样是在宋真宗年间，凭着北宋强大的印刷技术，《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经典农书，得以大量印刷普及。地方官们更几乎人手一册。在繁荣的北宋文化里，这件事不太起眼，意义却大过多少篇优美的宋词。
三、刷爆大唐的各项数据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农业在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时期处于恢复阶段，然后遇到宋真宗这样一个极度重视农业的皇帝，因此农业得到空前发展，终于解决了延续数百年的“粮食危机”，各种数据也直接刷爆：比如户口从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400万户，发展到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万户，增长了46%。
至于国家赋税收入, 太宗至道三年(997年)为8000多万，而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增长近一倍。以学者漆侠的估算，整个两宋时代，宋代的垦田数量突破七百五十万亩，是汉唐盛世的两倍，单位亩产量近两石。宋朝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亩到一亩半土地，就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放在中世纪，这是一个领先全世界的生产水平。
外有强敌内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的两宋，能够撑过三个世纪，甚至缔造繁荣的城市商业文明。根子上的一条，就是来自这空前强大的农业水平。而“神棍”皇帝宋真宗，就是北宋农业发展史上，一位无比重要的人物。单以农业成绩说，这“神棍”，真比多少大宋“仁君”靠谱得多。毕竟，比起文人笔下的千好万好，叫老百姓手里有粮，餐桌上有饭，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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