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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大宋枢密副使富弼，这位当年怒怼辽皇，刀兵加身都不变色的硬汉，却突然告诉宋仁宗“自己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北宋三四十个州都闹“盗贼”。而且这些盗贼绝不小偷小摸，通常是大白天得意洋洋杀进州城，把府库抢个精光。如此“敞亮”景象，怎能不叫这位大宋高官惶恐不已，以至于“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富弼“很害怕”的这个时代，是北宋仁君宋仁宗在位的庆历年间。这个时代，乃至宋仁宗执政的四十年，至今常被大唱赞歌，甚至还被冠以“最好的四十年”之类的荣耀光环。这么一个好时代，真有富弼说的那样一塌糊涂?
对于大多数臣子来说，宋仁宗确实是个好皇帝，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贯的好脾气。朝堂上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照样是强撑着不生气。在他手下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胆，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都是“工资基本不动”，领福利到手软。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满三年日子就升官，开开心心升职加薪，如何不是好时代?
对于文人们来说，这当然更是个好时代：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吟风弄月，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这四十年。以这繁华景象是，也确实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以他的这声惶恐，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以富弼的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白了，大宋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就到了这种“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有多“揭不开锅”?先看一个基本问题：宋仁宗年间，官员的工资福利一涨再涨，“馈赠”给辽国西夏的“岁币”也是一加再加。可这繁华究竟是谁来买单?野史里的大清官，正史里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语道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就是靠横征暴敛，从苦老百姓手里刮钱。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农民。
有多狠?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税率比唐朝低，操作起来却是另一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比田赋更坑的，还有北宋的劳役。北宋的劳役十分繁重，而且由于北宋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甩锅给苦老百姓。家里稍有点钱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强制充任“衙前”，负担相关差役，而且最忙的劳役，通常都是农忙时节，服一次役就倾家荡产。
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别看后世历史票友常调侃“宋朝自耕农富裕”。但在宋仁宗年间，敢说哪家农户是“富户”?那简直比要他家命还恐怖——就是这要命的劳役闹的。
农民如此悲催，村里的有钱人，难道不能先献爱心?同样是宋仁宗年间，还是愤怒青年的司马光，就曾愤怒抨击：北宋农村的有钱人，别说纳税服役，还经常把上门的里长打出去。简直是“税不可督”，然后“所差户长辄逃去”。
而以北宋中期名臣吴充的叹息，北宋农民为躲赋役逃亡，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为盗贼”。那些纵横各州，让硬汉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盗贼”，都是这么来的。
盗贼如此猖獗，那大宋的军队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这事更是无比怪异：除了与西夏的短期战争外，宋仁宗年间大多数时候还算太平，可国家“重率暴敛”搂来的钱，除了养官就是养兵，明明和平年代，宋仁宗之前，大宋禁军不过90万人，到了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气暴涨到125万。
养了这么多兵，那么“盗贼”大白天流窜时，怎么还用不上?宋仁宗年间名臣欧阳修说，单是百万宋军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时期张方平的话说，那更是“实皆滥恶”。比这更不靠谱的是兵，宋仁宗时代另一名臣田况，曾生动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练现场：最精锐的大宋骑兵，不过能骑马开五六斗弓，发射出来的箭，放出去就掉身边。这样的废物兵，上去基本送死。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四十年”里，会有富弼“不寒而战”的景象：盗贼四处横行，官府官兵纷纷躲猫猫。雷景象的背后，是一个繁华表象下，正在悄然腐朽的大宋朝。甚至“靖康之耻”的很多大坑，也都是从此挖下。
如果要回看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这触目惊心的教训，比多少风花雪月的宋词，都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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