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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教”出自《韩非子》一书中的《五蠹》篇：“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意思是说，人们学习知识可以，但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和制度。这样，人们看到的文字就只能是朝廷的法律和政令，政府要求人们做什么人们就做什么，从而达到“政令一统”的目的。
这是秦代施行的愚民政策之一，也是秦王朝加强思想控制、巩固国家统一的手段。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它的产生和实行必定有其原因。秦朝实行的“以法为教”的政策也是如此，它在秦国能够产生和施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秦统一之前，虽然经历了商鞅变法，在政治和经济上优于东方六国。但秦国地处西陲，文化一直较为落后。秦国的历代国君，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疆拓土上。秦孝公之前，穆公、献公与戎狄相争，使秦国在关中地区稳稳扎根。秦孝公任用商鞅，商鞅的变法措施注重富国强兵，在耕战上花了不少力气，但在文教方面却相对薄弱，后人常用“孔子西行不到秦”来说明秦国文教的落后。战国时代，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国纷纷出现时，秦国显得十分冷清，基本上只能看到法家、纵横家和墨家的影响。
前文多次指出，法家对秦国的影响极大。《史记》记载了秦孝公见商鞅时的情形。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
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从这段话的记述可以看出，秦孝公一心渴求富国强兵之法，对其他学说都不放在心上。法家学说正好迎合了秦孝公的这一心理，于是秦孝公和商鞅一拍即合，迅速组成一对“黄金搭档”，开始对秦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如前所述，改革进行得十分成功，秦国迅速跃居战国首强。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给秦国朝野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秦人渐渐接受了商鞅“以法为教”的主张。从此，法家学说就在秦国站稳了脚跟，即使反对商鞅变法的保守派在商鞅死后也拥护法家的政策，法家在秦国的影响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除法家外，墨家和纵横家在秦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这四大主张中，“非攻”这一主张在秦国必然是行不通的，秦人靠耕战立国，商鞅之后一直施行军功爵制，因此秦人绝不可能遵从墨家的“非攻”理论。墨家思想之所以在秦国能够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墨家思想中有和法家相同的地方。“尚同”理论认为：“上之所是，下必视之，上之所非，下必非之。”这一理论和法家加强君权、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的主张是高度一致的。此外，墨家本身有极其严密的组织，内部的纪律严明，这也符合秦人的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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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墨家巨子(墨家称其最高领袖为巨子)在秦国活动时，他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按照秦律，杀人抵命。但秦惠王找到巨子说他就一个儿子，可以下诏赦免，希望巨子能够同意。但墨家巨子却说墨家有自己的规矩，“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何况禁止杀人、伤人是“天下之大义也”，即使大王能够赦免，按照墨家的规矩他也必死。最终，巨子没有答应秦王的要求，他的儿子就死在了秦国。
这种严格得近乎宗教般的对律法的尊崇，正是秦国所尊崇的法治精神，因此墨家才得以在秦国立足。但秦统一后，墨家势微，很可能是墨家法家化，都融入到秦国法治官僚的队伍里去了。
纵横家在秦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的纵横家是一批令各国君臣既爱又恨的人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能抵得上百万雄兵，尤其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他们甚至能够凭一张嘴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但实际上，他们并算不上一个思想流派，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有一种思想一直流传至今的话，那就是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思想。
虽然纵横家的思想单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秦国的几代当权者，都亲眼目睹了纵横家对秦国的强大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张仪在秦统一六国中帮助秦国削弱了东方各国，这是几十万秦军也不一定能顺利做到的。因此，秦国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对纵横家恩宠有加。纵横家实用主义的作风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也深深影响了秦统治者的思想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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