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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震惊全国的“甘肃冒赈案”被踢爆，时任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在担任甘肃布政使期间，勾结阖省官员集体作弊，以赈灾济民的名义瓜分巨额公款，牵涉陕甘总督、甘肃两任布政使及各道、州、府、县官员113人，共追缴赃银281余万两，堪称清朝史上最大的贪污窝案。
案件审查清楚后，皇帝龙颜大怒，遂下令进行严惩。其中，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55名贪污数额巨大的官员被正法，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近百人，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至于贪污窝案的始作俑者-王亶望，不仅被明正典刑，而且被抄没家产。按照乾隆帝的盘算，王亶望贪污多年，家中一定积累了无数的奇珍异宝，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收入私囊，实在是一件妙事。
乾隆帝的猜测没有算，抄家清单很快便被呈递上来，其中在王亶望的原籍山西省阳曲、临汾二县，查出房屋75所、铺面房32间、当铺1座、土地1905亩，共估值白银近10万两。除此之外，还抄出金器近400两、珍珠5000余颗、玉器43件、铜器17件、瓷器25件。至于王亶望在杭州的居所，抄出的家产更是令人咋舌，包括：白银9万余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近5000两，金珠宝玉、名贵衣物等共565箱，价值难以估量。
看完抄家清单后，心花怒放的乾隆帝马上下旨，要求闽浙总督陈辉祖将这些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不得有误。1个多月后，运送王亶望家产的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积成一座小山，场面蔚为可观。乾隆帝带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命内侍打开一个又一个箱子，亲自点验金珠宝玉，但很快脸上的笑容便消失，而代之以狐疑、愤怒之色。
乾隆帝不是对王亶望肆意搜刮民脂民膏而愤怒，而是因为他发现这些金珠宝玉大多设计老套、做工粗俗，根本就不是上等货，跟抄家清单中的记载出入太大。更何况，乾隆帝七十大寿时，王亶望曾献上一对精美绝伦的玉瓶和一座玉山子，但被皇帝婉拒，理应也在抄没物品中，但任凭内侍们把几百个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却仍是一无所获。很显然，有人动了皇帝的“奶酪”，把王亶望的财宝调了包!
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敢“偷”皇帝的东西，这岂不是反了?气急败坏的乾隆帝即刻下令，派自己最信任的两位满族大臣阿桂、福康安，会同陈辉祖查办此案，务必揪出主谋。很快，浙江布政使盛柱便向阿桂、福康安揭发了主谋，此人并非经手转运事务的小吏或仆人，而是办案大员之一、被乾隆帝深为倚重的陈辉祖!
原来，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曾任甘肃署理环县知县，因涉王亶望案而下狱，急需缴纳3万两“议罪银”来免于刑罚，因此写信向兄长求助。陈辉祖为了筹措这笔钱，加之贪图王亶望家中的奇珍异宝，最终竟然动了歪念头，和参与抄家的官员们串通一气，把抄没的金器换成银器，将朝珠、玉瓶、玉山子等贵重物件抽出来，换成设计老套、做工粗俗的物件交上去，而把真品私自瓜分。
其实，陈辉祖等人只要修改抄家清单，便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得昧掉真品。然而，陈辉祖等人或许是平时贪赃枉法的事情做得太多，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丧失敬畏心和警惕性，竟然忘记了修改抄家清单，遂至于事情败露。但不管怎么说，欺君之罪不可赦，所以阿桂、福康安上书乾隆帝，建议将陈辉祖处斩，并穷求其同谋者。
布政使盛柱疏言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命大学士阿桂按治，具得辉祖隐匿私易状，论斩。引文见《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乾隆帝并没有同意阿桂、福康安的奏请，而是考虑到陈辉祖的父亲陈大受(雍正、乾隆朝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两江总督)昔日的功绩，加上其罪行毕竟跟王亶望有所不同，且有权臣和珅的求情，由此决定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乾隆帝下令将陈辉祖革职，改判斩首为斩监候。
或许是陈辉祖的人品和政绩实在太差，所以尽管乾隆帝决定对他开恩，但很多重臣却并不买账。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包括浙江巡抚福崧、闽浙总督富勒浑、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等在内的重臣纷纷上书弹劾陈辉祖，指责他贪赃枉法、治理无方，并且有包庇王亶望的嫌疑，实属罪不可赦。面对着强大的舆论压力，乾隆帝只好改变主意，将陈辉祖赐死了事，时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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