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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期，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最终，这次改革，使得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更使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自此，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也让国人有了学习的对象及动机，于是，民众纷纷呼吁：要对旧制度进行改革。这其中，呼声最高的改革就是“立宪”，后人，将这些主张推行改革的大臣也称为“立宪派”。在当时的环境下，“立宪派”的臣民有很多，不单单包括留洋的学生及新式学堂的学生，还包括当地的士绅、富甲。

　　光绪二十七年，当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帝还在西安避难之时，改革就已经悄悄的开始了。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应该是改革应付外国事务的部门，这个部门后来被改名为“外务部”。由于，国内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人急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对接部门来处理西方人的需求，外务部就是在这种压力下成立起来的。

　　可是，之后的改革停滞不前，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官员制度，或者宣贯一下当年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了这股学习变法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异常兴奋，立即鼓吹变革，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让大家都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在全民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朝廷单单改一下官员制度已经不能让大家满意了，所有，必须大力推动改革。

　　立宪派人士要求：改革要彻底，必须完全跟西方接壤。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们境内打仗，这次是日本赢了，赢得很是彻底。在现在看来，这是中国的耻辱，竟然有其它国家为了中国的土地而在中国本土打仗，中国却无动于衷。但是，在当时，很多人愿意去给日本人做密探，或者给俄国人做密探，一些运气差的密探，就被砍头了，甚至，后来还被拍成纪录片。

　　那时候，鲁迅正好在日本留学，看到了国人甘愿为日本人牺牲的情形，愤怒的放弃了医学，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另一部分国人还是以看热闹的心情看待这次日俄大战，尤其是日本获胜后，那些渴望变革的人都异常兴奋。在这次战争之前，保守的人觉得俄国会打赢，而支持变革的人希望日本能够打赢。现在，日本打赢了，在立宪派看来，这是一种激励。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亚洲人首次打破欧洲人的神话，也让他们知道：只要国家进行变革，自己则迟早可以像日本一样战胜这些侵略国。这次战争给很多国人带来了希望，至于战争的性质，他们就不那么关心了。当然，这次的事件也惊动到深居皇宫的西太后。自从日俄战罢，签订调解合约后，皇宫内外就没有以前那么安静了，蠢蠢欲动的大臣越来越多。

　　宫廷外的张謇和汤寿潜开始鼓动百姓，要求朝廷尽快立宪。宫廷内也不得安宁，很多达官贵人都坐不住了，总想做些什么。朝廷上袁世凯和瞿鸿禨是相互敌对的，总是相互攻击，但是，在立宪问题上，他们却出奇得一致，要求大清应该建立新的宪法了。甚至，平常名声不好、受到太后器重的庆亲王，也站出来要求要改革。

　　不但如此，地方总督张之洞和周馥也表现出对立宪的热情，地方大员的奏折，一封封得递到西太后的面前，就堆在她的桌面上。经历过逃难的西太后，似乎也变得开明了起来，现在，整天和西方的公使夫人混在一起，可能还是有些看不惯，但是，太后还是得忍着，有时候，高兴了还会给这些夫人一些赏赐。

　　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太后老太太还是比较担心的，她担心皇族的地位会不保，担心国家局势会动荡。现在，大家要求的立宪，到底是能够发展清政府的实力呢，还是会动摇清政府的地位?老太太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底。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了老太太的面前，他就是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曹汝霖。后来，此人在五四运动中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现在他还不是。

　　那个时候，曹汝霖的地位还很一般，但是，他懂得日本，是少数知道日本的专家之一。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所以，后来被指责卖国。

　　西太后特旨召见了曹汝霖，在此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提示，知道西太后的询问，肯定与日本的立宪运动有关。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一上来就询问关于日本变革的情况，包括：日本何时完成立宪、立宪之前到过哪些国家进行考察、究竟以哪个国家的宪法作为借鉴的基础、议会上下的两院是什么情况、议员是如何选举的等等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太后在召见曹汝霖之前，在西方立宪这一块也补习了一下，她也想弄懂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怎么就比中国的制度要优越呢?

　　除此之外，西太后还特别想知道，日本开议会时，不同党派会不会相互攻击。之后，曹汝霖针对太后特别关心的问题回答道：开会总是免不了争吵，但是，一旦形成决议，两党肯定会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就像这次日俄战争，在战争前，日本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到了天皇决定应战的那一刻，大家都会齐心协力，为日本能够打赢战争而出谋划策。

　　听到这里，西太后回了一句：“中国人坏就坏在不能团结一致。”曹汝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话语还没有消除老太后对立宪运动的顾忌，于是，连忙说道：“如果朝廷有了国会，一旦大家能够坐下来开会，肯定会团结的。”老太后询问原因，曹汝霖回答道：“团结是需要中心的，而宪法就是这个中心。”

　　对此，老太太还是有些不解，曹汝霖又说道：“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是人民的代表;内阁总理大臣是皇上钦命的，拥有行政权。两个中心都是为宪法做事，如果，两个中心没有办法统一，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议员。只要选择了合适的议员，是可以达到和谐共处，君臣一心的。”西太后听了这番话，陷入了沉思之中。

　　曹汝霖的道理，不知道能不能说服西太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清廷的改革明显加快了，立宪的步伐也加快了。1905年，朝廷派出五位大臣出去考察关于立宪的事情。第二年，清政府宣布立宪，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也组建起来了。1908年，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立宪时间。1916年，国会成立。

　　当然，在此期间也有诸多诤谏者，试图以对抗中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贞，比如：内阁学士文海，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有六大错：

　　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却以建议立宪终，属于偷梁换柱;

　　第二，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

　　第三，中国法制纷繁详尽，立宪者动辄评议，属于剑走偏锋;

　　第四，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

　　第五，变法求速成，违背了立法宜缓不宜急的客观规律;

　　第六，预备立宪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筹饷、练兵之举全部废弛，造成浪费。

　　西太后过世后，继承人开始拒绝变革，要把权利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在1911年组成的皇族内阁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满族人，没有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身影。皇族的这个动作让大家寒心，于是，革命无情的开始了，皇族被赶下了台，小皇帝还没懂事，就从皇位上跌下来了。

　　其实，清朝末期的皇族，大多属于保守派。清朝的立宪运动是向日本学习的，显得十分保守，大部分权利还是掌握在满人手里，只有少部分权利分给了实力强劲的汉人。所以，当初决定朝廷开展立宪运动的西太后，是知道需要提高汉人的地位，让他们有更多的行政权的。

　　可是，老太后的后人却不知道这个道理，还是固执得墨守陈规，抓住自己的权利不放，拒绝改革。由于，权利没有分散，皇族还是掌握大部分的权利，这次的运动也是一场“假立宪”运动。皇族的报应很快到来了，短短几个月，他们就被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改革派给推翻了。

　　为此，清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参考资料：

　　【《清史稿》、《明治维新》、《立宪运动》、《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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