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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简单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国牛人们，从“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到劈波斩浪的汪大渊，纵横大明朝堂的夏言严嵩，写下不朽唱词的汤显祖，贡献《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设计巍峨故宫的“样式雷”雷发达，痛打倭寇的谭纶邓子龙，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时代，一拨拨江西籍的状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况，每个姓名背后，都是流光溢彩的历史。
不夸张的说，至少从唐末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史，正是江西历史“串”起来的。而这辉煌历史画卷背后，正是强大经济在支撑。在中国从唐末至明清的经济版图上，江西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所谓“富甲两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过是“客气话”。
那当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江西人口增长两点六倍，到北宋崇宁年间时突破四百五十万人。江西的耕地数也突破六千万亩，雄踞宋代全国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万石漕米，江西就承担了三分之一。作为宋代“战略物资”的茶叶，江西的产量更占了全国三分之二。这何止是富甲天下?简直是支撑大宋经济的“顶梁柱”。
到了明清年间，江西的经济地位依然是重量级。明朝年间，江西人口一度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时代，迁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烟草、甘蔗、油茶等经济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种植。手工业制瓷业蓬勃发展，“江右商帮”更享誉天下，江西的商货几百年间畅销天下。“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成了通俗民谚。江西的富庶繁华，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重量级”的省份，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经济地位为何却在近代史上悄然没落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理清一个事实：古代史上的江西，为何曾经这么富?除了江西本土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农业外，却还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条件。
首先一条，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江西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经济与北方的联系空前加强，作为交通枢纽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摇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内三面环山，鄱阳湖却在北部居中，境内饶江、赣江、抚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纵横，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密集水网。另一方面，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升了赣江的交通地位。连接岭南的大庾岭路，也变成了宽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纪的中国版图里，江西，就好似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许多唐宋牛人的个人经历，更缩影了江西的“大动脉”地位：比如唐代李翱赴任广州时，就是乘船从洛阳出发，走水路沿大运河到达浙江衢州，再经陆路进入江西上饶，经大庾岭路抵达广州。北宋年间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从黄州出发乘船过长江后，一路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后到达岭南。南宋大诗人陆游去四川奉节上任，从杭州乘船出发，也是要经过江西境内的江州等地，才可顺利到达。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里，别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长途。江西就是“绕不过去”的地方。
而从唐宋年间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陆交通中心，从洪州向东从水路到杭州，再经大运河就可到洛阳。向南可抵达大庾岭后抵达广州。公认“川陆一大都会”。江州(九江)则是水运中心，从江州出发的船舶，沿长江向东可到扬州，向西北直达长安，向北直达洛阳，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从宋代起，南方特别是闽南岭南地区的货运，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称中国版图上的“黄金地段”。
坐拥如此“黄金要道”，外加江西当地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农业，这时代的江西，真是想不发达都难。但江西在中世纪地位的长盛不衰，更得益于其发达的手工业。确切说，是两个享誉天下的“核心产业”。首先一个，就是造纸业。
说到江西手工业，后人第一反应，常是景德镇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纸业，意义也同样重要：中国古代的造纸业发展到明代时，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认造纸重镇，其中江西的铅山、永丰、上饶等地，专以生产毛边纸著称。虽然毛边纸价格便宜，但需求量极大，此时明朝发达的图书业，更叫毛边纸成了“刚需”。
江西的造纸业，也因此规模空前：仅仅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西石塘镇一地，造纸业工人就有两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细分工。其强大的产量和空前的产业规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铅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级，公认与苏杭、芜湖、景德镇、松江齐名的“五大手工业中心”。
更值得一说的，就是同为“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的景德镇。明清年间，是中国瓷器汹涌出口全球的时代，景德镇的瓷器产业，也就进入到空前火热阶段。明代的景德镇，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窑外，还有九百多座民窑。景德镇每天雇佣的工人，总数多达万人，每年生产的瓷器，“成本价”就在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以上。甚至还出现了“定制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产欧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兰人的感慨说：“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
看过这样的强大产量与销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经济版图里“五大手工业中心占其二”的地位。就知这当年有钱的江西，究竟强大在哪。
而也正是这两个原因，让我们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败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轰开，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急剧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南中国的水路运输，基本改为经上海转运各地，虽然江西境内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枢纽。但九江的物资转运，近代时多是连接湘鄂蜀各省，反而与江西“割裂”了。铁路建设也跟进较慢，昔日的物流优势，早就荡然无存。
“黄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对于近代江西经济，显然是重要打击。
更沉痛的打击，却是江西传统手工业的衰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纷至沓来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货”拿来倾销，直接冲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业。
比如曾享誉天下的“铅山造纸业”，在清末“洋纸盛行”的风潮下，每年“售价不满十万”。同是造纸重镇的石城“歇业者十居八九”。曾卖火全世界的景德镇瓷器，面对“洋瓷”也“出口大减”。至于“夏布”“茶叶”等行业，或是“纷纷亏蚀收歇”，或是“所入不过十分之一”。到了十九世纪末，江西省的“采茶业”“布业”“航运业”“造纸业”都是“难免天演淘汰之悲”。“废业者逾半”成了常见现象。
至于江西丰厚的物产，更成了外国势力的“提款机”：大量的鸦片凭借“特权”输入江西，到清朝灭亡那年，每年进入江西的鸦片就有十四万斤。江西本土的钨矿煤矿粮食等矿产原材料农产品，更被各类“外商”“洋行”压价收购，再制成工业品在江西倾销。仅1887年这一年，由于英国“洋行”的压价和垄断，江西茶农就损失了百万两白银，几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誉天下的产业，都已风光不再，晚清年间的江西经济，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而比起这两条经济因素来，同样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败治理。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江西的铁路公路等建设十分缓慢，相反多年以来，江西还要承担大量的厘金负担。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内“厘卡”遍布，省内货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虽然后来也“裁减”，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江西每年要被征收二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厘金”，几乎年年被盘剥殆尽。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外受冲击，对内受盘剥，曾经“为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风光不再。这样一段历史，已是过往，今天正发展前行的江西省，未来一定更好。
但这样一个过程，何尝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困顿苦苦挣扎的缩影?多少的反思教训，多少关于发展与自强的真谛，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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