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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起始于万历十四年朱常洵出生，结束于万历四十二年梃击案发生后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阳，前后持续近三十年。

　　按照明代的皇位继承的嫡长制，被称为国本的皇太子的人选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所以明神宗同文官集团之间关于皇太子人选的国本之争竟然持续了近三十年就很令人费解。

　　但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显然都不是吃饱撑着了没事干，那么，明神宗和文官集团在国本之争中都必然会有各自的考量，通过国本之争的整个过程来看，国本之争显然能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国本之争体现出了不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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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降生，这本是一件令明神宗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朱常洵是他最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但是，没过多久明神宗就高兴不起来了。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内阁首辅申时行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册立已经年满五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申时行给出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早立皇太子既是本朝成宪，又可使其“明震器之重”、“端蒙养之功”。

　　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宪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尚未周岁也。盖冢岁升储，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贻哲，所以端蒙养之功，成宪具存，昭然可考。——《明神宗实录》

　　单从表面上来看，申时行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考虑，但是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则不难发现申时行册立皇太子的请求完全就是无理取闹。

　　明代册立皇太子施行的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制，并不是顺位继承制，朱常洛虽然是明神宗的皇长子，但却不是嫡长子，并且当时的明神宗和皇后均不过二十一二岁，谁能保证嫡长子不会降生，如果此时贸然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那么等到嫡长子降生后再改立皇太子不是更麻烦。

　　正是由于清楚这些，所以在明神宗对自己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奏疏不加理会后，申时行并没有再次上疏，但是文官集团中的其他人却不干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主事孙如法等人又相继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嫡长制是什么、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但是却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据此可知申时行、姜应麟、孙如法等人代表的其实就是文官集团的态度，所以，国本之争最初阶段的本质完全就是文官集团在无理取闹。

　　对此，明神宗也很明白，所以，他只凭借“过几年嫡长子仍然没有降生，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一句话就让文官集团消停了几年。万历二十年，文官集团仍然没有等到皇后有孕的消息，以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吏科给事中钟羽正上疏请求让朱常洛出阁读书为标志，国本之争风云再起。

　　国本之争至此已经持续了六年，而文官集团仍然众口一词的要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是极为反常的，要知道唐武宗时李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无法在朝廷上统一口径，所以，明神宗终于明白文官集团的众口一词一定是有幕后黑手在协调。

　　明白了这一点后，无论明神宗想不想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他都不可能在此时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点正中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的下怀，因为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就意味着明神宗无法洗脱废长立幼的嫌疑。

　　既然明神宗无法洗脱自己的嫌疑，那么以内阁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就能使出自己的终极必杀技:朱元璋制定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家法和汉代文景之治得益于早立皇太子、晚唐之君享年最短皆因不早立皇太子的前车之鉴。

　　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家法，汉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孙得出入其间。若我朝立国在此，则守之亦必在此。皇上即有难割之爱，必不忍以家法为私，臣等即有承望无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为市。——王锡爵《王文肃公全集》

　　自古早立太子，而早豫教者，莫如三代，而享国长久之主，亦惟三代为多。西汉之君，惟文、景最盛，而立太子最早。东汉惟明帝在位久，而立太子又最早。惟晚唐之君，恶言储嗣，数世相传，不早立太子，而享年最短。——王锡爵《王文肃公全集》

　　文官集团使出终极必杀技后，确实让明神宗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境地，逼得明神宗只能采取拖延这种下下策，但是，能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肯定不会束手无策，为了削弱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的势力，明神宗采取了缺官不补和派出矿监、税使两种措施。

　　但是，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并没有因此而向明神宗妥协，既然明神宗缺官不补，文官集团就在处理不涉及军国大事的政务时就自己拿主意，既然明神宗派出了矿监、税使，文官集团的幕后黑手就以“与民争利”为由一次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反矿监、税使运动。最终，明神宗于无奈之中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至此，国本之争在这一阶段的本质就清晰了，从表面上看，文官集团百般努力不过是想让明神宗早日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已，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其实在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想借朱元璋的家法和汉唐兴衰的旧事达到对皇权的约束、限制，进而实现皇帝无为而治、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当家做主的目的，而明神宗为了避免自己被迫无为而治，只能通过缺官不补和派出矿监、税使来抗争。

　　夫礼法虽自王者定，而王者之身未尝顷刻违。夫法此礼、此法，其来已远，累朝遵行，无敢逾越。——沈一贯《敬事草》

　　所以，这一阶段国本之争的本质就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之间的权力之争。

　　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国本之争却没有随之结束，为了报复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明神宗并没有停止缺官不补、召回矿监和税使，并且为了等待机会，明神宗还打破了藩王成年后要前往封地就藩的惯例，让已经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照常留在京师，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随着一场皇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莫名其妙的梃击案，国本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由于国本之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明神宗并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所以，国本之争最后一个阶段的本质就是明神宗最后的挣扎。

　　【后记:一般认为梃击案是国本之争结束的标志，但是在我看来导致明光宗驾崩的红丸案才是国本之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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