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最负重望的藏书家，并有多部专著。然而这样一个有学术的人，却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其谋官术冠绝一时。

　　李盛铎最初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京官中，七品翰林最为清苦，翰林院编修的俸禄，平均每月还不到八两银子。放差外任，可使羞涩的宦囊鼓起来，这自然是很多翰林梦寐以求的事。

　　对翰林而言，掌院学士享有向皇帝推荐贤才的权力，他对自己印象的好坏，对自己的仕途至关重要。当时，掌院学士正是李盛铎的座师、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大师徐桐。

　　李盛铎为谋放差，可谓费尽心机。徐桐喜欢什么，他就准备什么。一次，徐桐召见诸翰林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时，问李盛铎最近读了什么书。李盛铎出其不意地答道：“数日以来，未尝读书。”不读书在干吗呢?“适够得菊花数十盆，罗列厅事中，终日静坐其间，为养心之一助而已。”在菊花环绕之下养心可称雅士，故徐桐赞道：“数日未与君相晤语，所见又进一步矣”。对李盛铎此举表示欣赏。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如果是自己，则不需借助任何外物即可养心性，“似当较胜君矣”。李盛铎听后，作肃然起敬状，恭维道：“吾师造诣，已至颜子心斋坐忘境界，岂门生之所敢望?”这个马屁拍得徐桐颇为受用。

　　“孝”是儒门弟子所认同和谨遵的最重要的伦常之一，理学家尤甚。李盛铎后来到徐家给徐桐的孙子当老师，有了近水楼台的条件，便抓住一切机会在理学大师面前秀自己的“孝”。徐宅在前门内东城根，李家在前门外西河沿，相距不算很远，但也不是很近。李盛铎在徐家授课结束后，必回自己家中省亲一次，以显示自己的孝顺，且每日往返时间不差毫发，而且无论寒暑风雨，他都是步行，绝不乘车。这一切，徐桐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此对其另眼相看，自谓孙子有此良师可称幸事。殊不知，李盛铎在每日回家时，刚出门，并不乘车，但一拐弯，觉得徐桐不会发现他了，立刻乘车而去;回来时，也乘车而行，但距离徐宅不远处，即下车步行。即使这样，他也未必回家，即使回家，也未必对高堂嘘寒问暖。

　　李盛铎知道徐桐十分厌恶洋人，一切西方货品都不用，甚至因其子在院子里吸食吕宋烟，而怒声斥责，并罚令儿子跪在暴烈的太阳下作为惩戒。李盛铎明知徐桐最恶鸦片，他自己也并不吸鸦片，却故意将烟具置于榻上。徐桐看见后，问是谁的，李盛铎答道：“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徐桐正色斥之，称鸦片是害人的玩意儿，上瘾后无法戒掉。李盛铎听后，立即摔烟灯，断烟枪，发誓说：“宁因病死，断不再吸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徐桐反倒觉得过意不去，以后不吸就是了，何必要毁掉呢?而李盛铎毁掉烟具之后，更是整日正襟危坐斋中读书，两月不出门以“自省”。徐桐知道后，“益服其进德之猛，改过之速，为生平所未见”，于是逢人便夸赞李盛铎的知错能改之勇。李盛铎的倾情演出不久就有了成效：当年，他就在徐桐的推荐下得到了江南乡试副考官一差，终于走出了清水衙门。

　　李盛铎仕宦生涯的转折点在光绪二十四年。这年八月，他被清廷派充为驻日本公使。这次擢升，是靠他在维新运动中玩弄两面派手法，转变风向得来的。

　　光绪二十三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由广州赶赴北京，“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之初起。”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李盛铎是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

　　次年，即1898年4月12日，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全国性政治团体保国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但成立之日，作为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却未到现场，维新诸人深感诧异。

　　原来，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之前，知名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变法的徐桐知道此事后，召李盛铎前来，对其大加斥责。李盛铎见座师大怒，遂辩称自己此前的行为只是为了试探康有为之虚实，自称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桐极为赞赏，称其能辅佐圣学。同样守旧的慈禧亲信荣禄也刻意劝诫、拉拢李盛铎，以便为己所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慈禧一党群起而攻击保国会聚众图谋不轨，目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敏锐的李盛铎见政治风向变了，马上反戈一击，快速上书跟进，参劾保国会，洗刷自己。他听说有御史要弹劾保国会的发起者，“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并连奏三本参劾保国会，以取媚于徐桐和荣禄等顽固派。此后不久，保国会就基本停止活动了，“至第二次开会……到者除康门外无人矣”。可以说，保国会相当于自动解散了。此外，李盛铎还在荣禄的指使下，奏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企图实现后党顽固派以武力胁迫光绪帝退位的阴谋。他还欲联合御史联名奏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这一切甚得慈禧欢心，也是他获得驻日公使一职的主要原因。李盛铎这一行为遭到时人讥笑，连他的一些朋友都实在看不过，称其为“反复无常”之人。

　　李盛铎在戊戌维新前后见风使舵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其精湛的自保术和谋官术，其工于揣摩迎合之情态，历历如绘。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李盛铎奉调回国，任顺天府丞。其座师徐桐已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自缢而死，李盛铎只好改走别的门路。此时，在慈禧太后前大红大紫的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与徐桐不一样，他好讲洋务，一生好货，受贿卖官无数。李盛铎便刻意向奕劻说自己曾任日本公使，大肆吹嘘自己“深通洋务”，并投其所好，下血本送进珍贵书画。但奕劻是俗人一个，不知书画贵贱，对他而言，白花花的银子才最实在，决定将书画退还给李盛铎。强将手下无弱兵，贪官手下无善茬，庆王府的总管在退还时将珍品书画换成了赝品，李盛铎大感愤怒，有人说他“其后进退失据，抑郁以死”。然而此说不准确，李盛铎并未“抑郁以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还远未结束。光绪三十一年，他又与亲贵端方等五大臣一起，被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又大大风光了一回。

　　李盛铎继续周旋于民初官场，显得游刃有余。1912年春，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民政长，后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参政院参政。袁世凯死后，李盛铎照样把官做得风生水起。1917年，他出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投靠皖系;1918年，任国会参议院议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李盛铎也随之下台。从此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清末时，李盛铎曾对友人说起居官要诀，即“稳、冷、狠三字”。友人对此颇为不屑，说自己还有三字，恐怕和这三字不能兼顾。李盛铎以为对方还有秘术，忙问是哪三字。友人答道“君、亲、民也”，着实给李盛铎上了一课。

　　其实对官迷来说，只要能使自己谋得官位并飞黄腾达，哪里顾得了其他。像李盛铎这种不知廉耻为何物，没有政治理想与抱负，只为一己谋利益的政客，历代不乏其人。这确为国史之耻，实在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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