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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宋朝，相比于其他统一的时代，它两次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灭亡，几乎可以盖棺定论是“弱宋”了。宋朝的弱，弱在军事，它的灭亡是怀璧其罪的结果;但军事实力上的孱弱，并不等同于武将的无能。
只是不聪明的那些比如岳飞这样的，都死在了朝堂权力的倾轧之中;剩下的都是曹彬这种聪明人，军功不显——我只是帮忙维持军中秩序，讨伐后蜀、南唐的战争中也只是参战，功劳都是太祖的，只有这样“识时务”的武将，才能在北宋“重文抑武”的政策形势下明哲保身。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辛弃疾明明是个能煽动两千多人随同加入抗金队伍的将领，还是能带着五十几个人冲到几万人的敌营把主将擒获的猛将，当他真正到宋朝为官以后，却能安于辗转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类型的地方官，负责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虽然这是在他屡次谏言收复失地后，妥协于朝廷不为所动的结果，但他还是接受了给他的剑安上剑鞘的命运，并且在地方官任职时期政绩卓越。此后数次贬谪起复，都很少给辛弃疾参与军事的机会，只能在写词的时候“梦回吹角连营”了。
他能在敌营中冲杀一个来回，宋朝上位者却只看重他治理地方的才能;他愿意醉卧沙场马革裹尸，却不得不归剑入鞘收敛锋芒;他是“归正人”，所以获得的最高官职品级也不过是从四品……
“归正人”，相当于现在的华侨，如果宋朝的户籍制度能与现在相比，辛弃疾的身份其实相当于华裔——有中国血统的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取得侨居国国籍的子女。辛弃疾虽然没有取得金国的国籍，但他的父亲辛赞在金国的地位可不低，最后还官至金朝南京开封府知府(正三品)，辛弃疾从小就在金国占领的原北宋土地上安安稳稳地长大。
他的勇武也许是受金国彪悍的民风影响，他对宋朝的忠诚也许是在父亲耳提面命的教导下培养出来的，他执着于收复失地的愿望也许是在亲眼所见北宋遗民受金人欺凌时滋生;总之，是他在金国的经历培养出了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辛弃疾。
与近代抗战时期一直到文革结束之间，回国的爱国归侨和侨眷的经历类似：辛弃疾虽然把背叛抗金队伍的张安国绑回宋朝接受审判，这是他回国的投名状，宋朝也接受了;但宋朝原本就是一个武将不吃香的时代，朝廷上又有一种“金国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我们绝不会比他们差”的迷之自信，或者可以称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再加上辛弃疾往上数四代的祖辈都是在宋朝做官，父亲却给金国人理政，抗战时期的汉奸也不过如此了。他之所以仕途结束在从四品，应该是很受到父亲的影响的，朝廷上一定会有怀疑他忠诚的声音。
好在辛弃疾是个没有野心的，他拿得起杀人的剑，也放得下宋朝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的失地，并没有再次拉起队伍自立为王抗击金军。东边不亮西边亮，他用拿过剑的手填词，获得的成就竟不比征战沙场来得低，“词中之龙”的称谓、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上收录的他的词，以及和苏轼并称“苏辛”，都证明他的词造诣极高。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他，道尽等待重用的苦涩;“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是他，写不完的杀气四溢;“将军白发生”仍然是他，回归现实年华老去，再无法征战沙场的哀凉。比起李白诗中更像是表演的花拳绣腿——“拔剑四顾心茫然”，稼轩(辛弃疾，号稼轩)词中的剑更有杀气;在辛弃疾的词中，杀气与柔情收放自如，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关二爷的刀是名副其实的，那么辛弃疾的剑，则是宋朝的历史背景中，在稼轩写的词中，被淡化成了文人的影子;导致很多人只知词人辛稼轩，不知武将辛弃疾。但如果他真的只是纯粹的词人，宋朝这样“重视文人”的朝廷，也不会认得他是谁，毕竟这样他应该回不到宋朝的地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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