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外务部，有这么一个角色，名字已无从稽考，只晓得姓余，是衙门伙房主勺的，姑且呼为“余厨子”。
民初外务部的前身，即晚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时起到民国初年，在外务部当差谋事的，来来去去，如走马灯似的，而能够一路混过来“始终未脱外署关系”的，可谓寥寥无几。这余厨子就是寥寥之一。
据说，这位京城外交圈里安若磐石的人物，其家财之宏富，在早些年可与贪婪出名的皇戚贵胄奕劻、载涛等比肩。外界略知的余氏豪邸就有三四处，“皆为京华巨观也”。
余厨子的不简单，还远不止这些。清朝倒台前，他就被人送了个响当当的诨号“厨子社会中之大总统”。有件事足以证明其无愧这一称号。“庚子之变”过后，逃往晋陕的慈禧回銮，打算耗巨资大宴各国公使夫人及在京东西洋贵妇，以献媚修好，命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操办。李鸿章替慈禧选雇了一名洋厨子，且已得到慈禧面许，“可次日入御”。哪晓得到了第二天，慈禧却忽然改变主意：“我看明日请客，还是用外务部(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改称外务部)的余厨子吧。”余厨子的“运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有关余厨子的种种坊间传闻，引起了《申报》名记黄远庸的关注。不久，报端一文就翔实披露了余某人的发迹秘笈。说穿了，无他，乃假公济私，以贪污的零头买好而已。
余厨子是在奕訢年月进的外署。因为沾着点洋气儿，所以在朝廷诸衙门中，外署的经费向来最为阔绰。司员每天在署里吃午餐，饭银不菲，但这帮官僚们平素养尊处优惯了，动不动就嚷嚷“伙房饭不入味”，大多在家吃过后才来上班。于是，那积剩且原本应当缴库的饭银，多半进了余厨子的腰包。
这厮脑瓜极灵活，明白银子绝不可独吞，因此，当司员们难得在外署吃饭时，余厨子便“任由需索，大放其盘”，或临时加菜，或整席全换，或另制茶食点心，无不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每逢哪位有家筵喜庆之事，余厨子更是极力奉承，兜底包揽，又担劳累又贴钱。他还常常替有急用钱的司员垫付赌欠，或赊借嫖资，以“援其周转”。
其实，这余厨子所散落的林林总总，只不过是他长年贪墨的一点零头，但委实博得了买好之效。外署上下，前任继任，莫不视余厨子为称意之人。由此，人们便时常可见余厨子与王爷缙绅们欢聚一堂，分庭抗礼。进而，又有人给余厨子牵线，让他以家产的千分之一，捐取前清候补道二品衔。
从此，这厮摇身一变，“辉煌翎顶”，俨然官场中人。每日在外署，他不必工作，灶上之事自有帮厨代劳。他的要紧任务，是继续保持本色，恪守买好之道，将巴结、打点的功夫推向更大的权势圈里去。其手中自然也渐渐有了一张难以确计又不断接续、不断扩张的人脉网。到了这个时候，余厨子真可以呼风唤雨了。他能够坐拥京城豪宅，能够在走马灯似的外署迭变中安若磐石，也就毫不为奇了…
或许黄远庸对余厨子的事迹感触太深，就在报道末尾写下了这么一句：“此厨子之能有今日，其处世哲学诚有世人堪戒惕者在焉!”暌隔百年，世局沧桑，如今的现实生活里，依然不绝“余厨子”的身影，他们以公家钱遍惠公家人，再从公家人手里买去公家权，钱滚权，权滚钱，越滚越大，滚成了衮衮诸公，诸如小文盲滚成法院院长，三陪女滚成文化局长之类已屡见不鲜，而且手段也更加现代化了，人们可曾戒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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