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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83年8月，大唐帝国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起令后人瞠目结舌的奇异战事。

　　这一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而唐德宗派去平叛的大将哥舒曜却出师不利，被李希烈困在襄阳，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中央直属的神策军主力正在北方作战。手中无兵可用的唐德宗只得派泾原(今甘肃、宁夏一带)节度使姚令言出兵救援。

　　然而，这支泾原军在行至长安附近时，居然转了向，直扑长安而来。猝不及防的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在出逃时，他身边除了一百多名亲眷和宦官之外，只有四百多护卫跟随，称得上是狼狈之极。

　　这一事件，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唐朝历史上，皇帝逃离首都避祸的事件一共发生过三次。这三次事件，唐德宗都赶上了，也实在是倒霉到家了。

　　话说回来，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会激化成兵变呢?原因相当简单——皇帝没钱。

　　作为堂堂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德宗居然混的如此惨，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这场兵变的来龙去脉后便能发现——唐德宗有此一难，基本是自作自受。

　　革新之主

　　平心而论，无论从个人能力和心胸抱负上，唐德宗起初的确可以当得起“英明强干”四个字。

　　唐德宗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4岁时，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他与自己的曾祖父唐玄宗等一起逃出长安，虽然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苦难，但年轻的李适却因此得到了难得的磨砺和锻炼。

　　20岁时，年轻的李适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取得了不少功绩。叛乱平息后，他得到了“画像凌烟阁”的殊荣，成为了有唐一代的诸多名将之一，也是其中极少数的皇族成员。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年号建中。在即位之初，唐德宗雄心勃勃，以扭转唐王朝的颓势为己任，也的确做了许多有益之事。据《旧唐书》记载，唐德宗力行节俭，在即位的前一个月里，就免除了各地进贡皇室的多种玩物和特产;在困扰唐朝的宦官问题上，唐德宗行雷霆之法，对贪腐的宦官严惩不贷;他还实施了著名的“两税法”，使朝廷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

　　可以说，唐德宗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他还是保持了一个明君的形象的。如果能够继续平稳的发展下去，那么，唐朝的中兴也许就会进一步提前了。

　　然而，泾原之变的爆发，让唐德宗之前的努力成为了泡影。因为在他的中兴之路上，盘踞着无数巨大的阴影——藩镇。

　　帝国的肿瘤

　　藩镇，原本只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而设立的，规模只在几百人上下。玄宗时期，唐朝与外族的交战更加频繁，为了确保边境稳定，唐玄宗进一步扩大藩镇规模，设立了节度使一职，并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指挥官演变成为集地方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土皇帝”，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在唐玄宗年间，节度使原本只有十位。但在平乱期间，为了防止叛军坐大，朝廷不得已在内地也开始建立藩镇、任命节度使，最多时，各地节度使的数量接近五十名。这些藩镇占据了唐王朝从边疆到内陆大片地区，朝廷直属的地区则日益减少。

　　按照唐朝律例，唐朝的地方税收除各地州、县两级所必须的行政费用外，其余的要上交朝廷。但随着藩镇越来越多，各地税收的绝大部分都被藩镇以养兵的名义截留了下来，朝廷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少了。

　　更为奇葩的是，虽然各地藩镇的军费都来自国家税收，但如果朝廷要跨地区调动藩镇的军队，还要额外向藩镇支付一笔高额的“出界粮”。如此一来，国库入不敷出，财政自然是捉襟见肘。

　　自取其祸

　　看着藩镇日渐强大，希望重振国威的唐德宗自然是心急如焚，削藩的心思也油然而生。

　　建中二年，成德(今河北、山东一带)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以往的惯例，朝廷会按照前任的要求任命新的节度使，实际上将节度使这一职位变成了世袭制。

　　然而在有意削藩的唐德宗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唐德宗率先出手，打破了这一惯例——拒绝任命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任。随即，恼怒的李惟岳带领成德军，并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三镇，起兵反叛。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动手，从来都是一个技术活，绝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从汉朝的七国之乱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概莫如是。

　　显然，唐德宗的历史成绩是不及格的。按照正常的套路，在自身实力不济时，应当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在有能力致对手于死命时才能真正动手。急于求成，所带来的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

　　很快，唐德宗就尝到了苦头。在出兵平叛之前，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前来叫苦：国库储备只够维持几个月的军费，如果想要多支撑半年，就得向长安商人借款五百万缗(一千文为一缗)，您看着办吧。

　　据《新唐书》记载，唐德宗初年实施两税法后，中央的全部财政收入不过九百五十万缗。想要在短时间内凑齐五百万缗，当然难于登天。

　　但战端已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唐德宗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开征新税。在赵赞的主持下，唐德宗年间臭名昭著的“货柜税”——强制借用长安钱庄里百姓的存款，最高25%、“间架税”——房产税，凡是有房屋的都要交税、“除陌钱”——商品交易税，每笔交易都要收5%的手续费——等一系列苛税新鲜出炉。

　　在将民间搜刮一空后，唐德宗终于在北方勉强撑住了局面。然而，当淮西节度使反叛后，出兵的泾原节度使向他讨要“出界粮”时，唐德宗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于是，援军变成了叛军，志在削藩的唐德宗终于还是被藩镇逐出了长安。

　　讽刺的是，进入长安的叛军喊出了废除“货柜税”、“间架税”的口号，竟获得了长安居民的欢迎。剪除藩镇的手段居然被藩镇反过来利用，估计唐德宗怎么也想不到吧。

　　贪钱皇帝

　　这场藩镇的叛乱持续了四年，才慢慢平息下来。虽然这场叛乱不如“安史之乱”的规模巨大，但也给本就日暮西山的唐王朝以沉重的一击。而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唐德宗，将一个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据史书记载，逃出长安后，保卫唐德宗的士兵曾要求他发放棉衣，然而唐德宗居然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只得将宗室亲王身上的金饰拿去变卖，才补上了这个窟窿。

　　在钱上吃了大亏的唐德宗痛定思痛，将原本的雄图大志都扔到了脑后——不是没钱就办不了事吗?那就拼命捞钱吧!

　　于是，唐德宗转变了。他开始接受各地节度使的大量进贡，完全不在乎背后有多少百姓的血泪。他重新开始信任那些曾经被他摈弃的宦官，不但因为这些宦官在他流亡时始终跟随着他，更因为这些人在搜刮民脂民膏时更加没有底线，只要能够取悦皇帝的，这些宦官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力去实施。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中所反映的宫使强买百姓货物的状况，正是这一时期宦官敛财的鲜明写照。

　　在宦官之外，各地官员也纷纷假借唐德宗的名义开始横征暴敛，唐德宗也完全不加限制——只要这些钱能进入国库就行。

　　公元805年，在位26年的唐德宗去世，虽然他在位期间，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战果，稳固了边境局势，但后世提起他来，首先想起的还是他爱财如命的贪婪模样。

　　但是客观的说，唐德宗虽然压榨民财花样百出，但就唐王朝当时千疮百孔的局面来讲，换成别人，也未必能做的比他更好。同时，唐德宗并未将钱财花在享乐之上，而是将这笔巨大的财富积存了起来。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仅在位一年就驾崩了，之后登上皇位的，便是有名的唐宪宗李纯。唐宪宗在位期间，大力镇压藩镇势力，多次向藩镇用兵，终于使唐玄宗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得以改观，中央集权重新得到加强，史称“元和中兴”。而支撑唐宪宗大量军事行动的经费，正是来源于唐德宗所聚敛的财富。

　　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唐王朝的中兴，但唐德宗如若地下有灵，大约也能感到欣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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