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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名臣左宗棠，3次参加会试，全部名落孙山，终生只是一名举人身份。晚年时，慈禧太后“科外开恩”，赐予了他一个“同进士”身份，这才圆了他的进士梦想。
可是，与蒲松龄相比，左宗棠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蒲松龄从19岁第一次参加童生试，到72岁参加岁贡考试，科举考试生涯长达53年。其中，除了童生试比较顺利，一考而中外，其余10次乡试(《蒲松龄年谱》记载了8次)均以落第而告终，终生未能跨过乡试这道门槛，成为举人。直到72岁高龄，才成为带有安慰奖性质的岁贡生。
在《蒲松龄年谱》里，“应乡试未中”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那么，是什么支撑蒲松龄，直到70多岁还要参加科举考试?
一、科举考试是蒲松龄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科举制度发源于隋唐，兴盛于宋朝，到了明清则发展到巅峰状态。蒲松龄是清朝人。在他生活的时代，科举考试是无数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如果你不是高官之后，又没有八旗子弟的身份，要想入仕当官的话，只能是走进科举考试的考场。
蒲松龄是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因为科举考试失败转而经商，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蒲松龄本人能诗善文，文采斐然，一部《聊斋志异》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广为流传。
但是，上面这些都不能让蒲松龄入仕当官。
蒲松龄虽然在19岁就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好成绩，成为了秀才，可秀才还不具备做官的资格，只能够在乡间教书育人，赚点散碎银子。他们在经济收入并不富裕，仅仅在社会地位上高于普通农民。在清朝时期，举人是做官的最低门槛。而要当上举人，就必须通过乡试。
这就是蒲松龄数十年如一日参加乡试的主要原因。
二、科举考试是蒲松龄挽回损失的唯一办法。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很“烧钱”。许多家庭因为供孩子读书，读得一贫如洗，连吃饭都成问题。
前面说过，蒲松龄的父亲擅长经商，家里颇有余财，日子一定过得比较滋润。可是，蒲松龄几十年书读下来，早已将一份家产读得干干净净。蒲松龄娶了妻子后，生了4个儿子1个女儿。他们一家7口人，守着20亩薄田和三间破屋过日子。为了谋生，蒲松龄给人当过私塾老师，又当过师爷。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蒲松龄如果想挽回读书的损失，必须得硬着头皮继续参加乡试。
当蒲松龄通过乡试后，不但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还能够在经济上有所收获。一方面，他不用交税和出徭役，许多人会将自家田产、房产挂靠在他名下来避税，这会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另一方面，蒲松龄在家耕读，国家会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补助不多，但足够几口之家解决温饱问题。
三、科举考试成了蒲松龄的理想信念。
俗话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人生到了50岁以上，其实已经看穿一切，包括名利。蒲松龄到了70岁以后，当官、发财对他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时候的他参加科举考试，与其说追求名利，不如说是完成自己的理想信念。
蒲松龄需要用科举考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给自己53年科场浮沉一个交代。否则的话，哪怕到了九泉之下，也是不能含笑的。
好在科举考试也有人性化的地方。1711年，72岁的蒲松龄获得了考岁贡生的机会，前往青州参加考试，终于考中岁贡生。岁贡生将被送到国子监读书，国子监毕业后就能够做官了。当然，那时候的蒲松龄是不可能去国子监读书，他只是获得了一份安慰。
4年后，蒲松龄在自己写《聊斋志异》的书屋“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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